奥秘 10 / ~10 分钟阅读 / 中文 PDF 页码 96–103

给自由一片领土

启蒙与无形的疆域


哈基姆·贝这个笔名,可以让人联想到智者、法官或统治者的形象,它并不只是一副文学面具。它已经预示着一种拒绝常规分类的思想。

彼得·兰伯恩·威尔逊既不是蒲鲁东或巴枯宁意义上的古典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传统的政治理论家。我把他读作一位神秘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

多重影响贯穿他的文本:苏菲主义、尼采、情境主义者、秘学传统、反文化、诗、先锋派,以及最初的赛博朋克想象。

这种多重性没有令我却步。我认得它。

它并非源自装饰性的折衷,而是源自一种信念:活的思想有时必须穿越几个学科,才能把握一个单凭其中任何一科都无法捕捉的现象。

当我发现《T.A.Z.——临时自治地带》,尤其是《混沌的艺术:颠覆性愉悦的策略》时,某种事情发生了。

我不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位师父。我遇见的是一套词汇。

哈基姆·贝为我内心早已怀有的某些直觉找到了词语。

立即打动我的,既不是他某些著作的挑衅性,也不是伴随他的争议声名。

而是他打开空间的方式。

我想准确说明这种影响的性质。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具体概念:临时自治地带。我既不认同彼得·兰伯恩·威尔逊思想的全部,也不认同他那些最具争议的立场和著述中的某些内容;对这些,我明确表示反对。承认一个概念富有启发,既不意味着接受一套学说,也不意味着声称与其作者之间存在全面的思想承继关系。

彼得·兰伯恩·威尔逊并没有提出一个要求人服从的体系。他勾画的是通道。

这番阅读,使下面的问题浮现出来:自由能否存在,而不立即变成一种新的制度、一种新的正统,或一种新的商品?

我在这个概念中,认出了引导我自身探究的那种对分类的拒绝。哈基姆·贝没有要求我在神秘与政治之间、诗与行动之间、历史与网络之间做出选择。

他提出思考这样一些自由空间:它们不一定寻求永久夺取权力,而是在权力的缝隙中出现。

临时自治地带并不推翻国家。它暂时逃出国家的掌握。它出现,完成自己的功能,然后在被识别、被规范或被摧毁之前消失。它的力量在于流动性、难以捕捉,以及在局部暂停通常规则的能力。

这一观念会深深住进我的心里。但我不想成为哈基姆·贝的门徒。我想继续对话。

我很少对那些要求归附的思想形式感兴趣。我更喜欢那些迫使接触者建构自己答案的思想。真正的影响,不在于复制一个作者的结论,而在于移动问题,直到它与一种新的经验相遇。

几年之后,《混沌战士》将从这场交锋中诞生。

这篇文本不是对哈基姆·贝的注释。它是我向他给出的回答。

“它承接了他的某些直觉,却让它们面对我自身思想的形成、艺术史、地缘政治、炼金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诞生。它并不试图复制一种思想,而是试图把这种思想的运动延展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回望时,我把《混沌战士》视为奠定我思想架构的文本之一。

有人问过我,它是否构成一篇宣言。我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它具备那些仿佛在召唤行动的文本所具有的密度、力量,有时还有言语的暴烈。它召唤炼金术、海盗、黑客、先锋派、网络、当代神话以及世界的断裂。它的语言既不寻求妥协,也不寻求中立。

然而,我从未把它设想为向读者下达的命令。我不是要强加一个方向。我是要提供坐标。

两者差别极大。

宣言要求人们沿着一条道路走。地图则让每个人建构自己的道路。

《混沌战士》属于第二类。它不告诉读者应该想什么。它邀请读者换一种目光,去看那些组织其时代的结构、继承而来的范畴,以及权力向他展示为理所当然的疆域。

我在其中看不到对暴力的号召。我想产生的暴烈,是感知发生位移的暴烈。我希望词语的冲击足够有力,能够打破思想的惯性。思想必须重新成为一种力量,能够中断对已知之物的重复。

海盗在这幅地图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对我而言,他们既不是冒险故事中的浪漫人物,也不是那种不负责任、任意而为的自由形象。我感兴趣的,既不是劫掠,也不是海上的残暴。

我把他们的共同体看作人类学实验室。

海盗船员生活在既定秩序之外,却又必须立即建立另一种秩序,才能生存。这种矛盾始终让我着迷。

拒绝权威并不够。

一个共同体若摧毁所有规则,却不发明决策、分配和责任机制,很快就会断送自身。当自由拒绝一切形式时,它便无法长久存续。

然而,这些船员发展出了一些安排,许多所谓文明社会当时还不曾以如此明确的形式拥有它们。

船长可以被罢免。

军需官制约他的权力。

战利品按照商定的规则分配。

受伤者可以从共同基金中获得补偿。

战斗中必要的军事权威,并不必然变成日常生活中的绝对权力。极端不安定的处境,加速了制度的发明。

这些共同体显然既非清白无辜,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堪称典范。将它们理想化是荒谬的。但它们揭示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机制:政治创新往往先出现在边缘,随后才被中心吸纳、改造或赋予正当性。

海盗已经明白,一个共同体只有在成员承认组织它的规则时,才能延续。

他们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责任。相反,它要求一种更直接的责任。

于是,骷髅海盗旗对我而言不再只是一面死亡之旗。它成为一个哲学符号。它宣告,一片临时领土已经出现。这是一片流动的、受威胁的、始终需要重建的领土;它的主权既不依托国家土地,也不依托制度认可,而是依托一个共同体、一艘船,以及对自身航线的掌控。

海盗生活在帝国之间。他了解它们的边界、裂隙、规则与贸易路线。他必须比那些自以为在体系中永久安顿下来的人,更深刻地理解这些体系。

这一形象自然会与黑客相遇。并不是因为黑客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新海盗。那样的类比太过简单。而是因为,两者都处在边疆。

海盗在帝国势力控制的海上航路之间移动。黑客则在网络之间移动。

前者挑战流通与贸易的垄断。后者攻击信息的垄断。两者都发展出规则、语言、身份识别的标志,以及以技艺相联的共同体。他们迫使既有权力去理解那些起初被忽视的疆域。边缘成为创新之地。

当时,数字网络尚未构成后来那个全球性空间。但它们的基本原则已经可以辨认:去中心化的流通、信息复制、权威的分散、跨国共同体的出现,以及少数群体产生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的能力。

我在这个世界中,认出了一种接近自治地带的逻辑。网络让一些空间得以出现,它们不再完全依赖物理领土。一个共同体可以隔着距离形成,分享知识,发展自己的仪式,并在制度尚未完全理解它之前解散。

自由的空间正在变得信息化。然而,不能把这种自由与物质的缺席混为一谈。网络背后,早已有机器、电缆、协议、计算中心、基础设施,以及能够维护它们的人。

非物质化并没有取消物理世界。它重新组织了物理世界。

这一直觉将成为贯穿我一生的核心。但在建造那些能够处理巨量信息的工具之前,我继续观察在边缘出现的社会与文化形式。

与“反文化”相比,我更喜欢“亚文化”这个词。

反文化似乎主要通过反对先于它或支配它的东西来定义自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依然依赖自己所挑战的对手。它的身份有可能由它所拒绝的东西决定。

亚文化则拥有更深的自主性。

它在下方、旁侧,在荒地、缝隙和主流文化尚不知如何辨认的区域里生长。它创造自己的符号、语言、音乐、仪式与传承方式,不一定等待中心的许可。

这个前缀并不意味着它更低等。它指的是它处在地下的位置。

亚文化如同根茎,在表层之下工作很久,才把形态伸到日光之中。它们创造不经过官方机构的相互识别网络。有时,一件衣服、一段声音、一个符号、一本爱好者刊物,或一个地方,就足以让一个成员在数千英里之外认出另一个成员。

这种传承的力量令我感兴趣。它表明,一种文化不一定依赖中央结构来产生一致性。它可以通过感染、模仿、挪用、翻译与相互识别来传播。

但我也观察到它的脆弱。亚文化往往生活在占据的空屋、废弃工业区、节庆、工作坊和临时占用的场所中。它们创造非凡的形式,却始终受到驱逐、商业收编、群体耗竭和制度规范化的威胁。

它们的力量来自流动性。它们的弱点也来自同一个原因。

它们很少能留下一片结构足够稳固的领土,让自身得以延续而不背叛自身。

于是,哈基姆·贝提出的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回来了:一个自治地带,能否在自身变得可见之后继续生存?

它能否获得承认,而不立即被吸收?

它能否延续,而不变成一种与它曾试图逃离的制度相似的制度?

TAZ通过消失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必须保持流动、难以捕捉、临时存在。一旦被定位、被命名、被识别,它就有被消解的风险。

我理解这一逻辑。但它并不能完全令我满意。它包含一种人类学和历史上的限度。一种只能靠消失来存续的自由,可以带来强烈的体验,却难以传承。它留下叙述、痕迹,有时还有一套神话。它却很少建造持久的记忆。

然而,我所有的探究都不断把我带回传承。

如何保存边缘的能量,而不使它凝固?

如何让那些以拒绝永久性来定义自己的事物,获得绵延?

如何防止一个自由空间被权力摧毁,同时又不让它自身变成一座意识形态堡垒?

我当时还没有答案。但这个问题已开始组织我的思想。它连接着启蒙传统、海盗共同体、数字网络和亚文化。在这些世界中的每一个里,同一个问题都浮现出来:

一个共同体如何传承自身的经验,却不产生一种最终将它窒息的正统?

宗教传统发展出了文本、仪式、谱系与注释。

海盗发展出了船上的规则、准则,以及罢免掌权者的方式。

黑客正在建造协议、分布式架构与语言。

亚文化正在创造符号、叙事、音乐与网络。

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让某种无法被主导结构完全容纳的东西延续下去。

我于是明白,自由不能被想象成一种纯粹状态。它是一种架构。

它需要形式、规则、记忆、责任,以及蜕变的能力。没有这些,它就会成为一场没有明天的爆发,或者一种审美姿态,很快被它自称要挑战的东西收编。

这一思考也改变了我与混沌的关系。

混沌不是粗俗的无序,不是一切规则的崩塌,也不是对毁灭的颂扬。它指的是可能性的储备。

在形式之前,存在一团尚未分化的物质。在任何组织形成之前,仍有几种组织形式是可能的。混沌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一切都尚未最终定型。它既能生成作品,也能生成灾难。一切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赋予它一种形式,却不耗尽它的力量。

因此,《混沌战士》中的战士不是毁灭者。

他们愿意进入未定之境,面对其中的风险,然后从中提取出一种新的架构。他们知道,现存秩序从来不是唯一可能的秩序;但他们也知道,没有一个共同体能够在不产生结构的情况下长久生存。

因此,他们的作用不是取消一切形式,而是阻止形式自以为永恒。

这一区分让我以另一种方式理解秩序与混沌之间的经典对立。两者未必是敌人。

没有混沌的秩序,会变成规范化。没有秩序的混沌,会消散为无能。创造诞生于两者的张力之中。

这种张力将渗透我的全部思想。它后来会解释,为什么我可以同时与法律和艺术越界、商业和诗、数据库结构和视觉的暴烈、制度和边缘打交道。

我并不把这些领域体验为有待解决的矛盾。我把它们视为需要维系在关系之中的力量。

《混沌战士》所试图描绘的,正是这种关系。文本召唤海盗、黑客、神秘主义者、艺术家和异议共同体,并非要把它们混为一谈,而是要表明,它们面对的是一个相近的问题:如何创造一片主权空间,却不立即重演自己曾试图摆脱的支配机制?

骷髅海盗旗成为这一问题的标志。它并不颂扬死亡。它宣告另一幅地图的出现。它说,一个空间,哪怕只是临时的,也可以摆脱主导性的定义。最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边界从来没有管理边界的人所希望相信的那样稳定。

海洋曾是这种流动主权的第一片广阔领土。数字网络将成为另一片。

我当时还不可能知道,这种蜕变会走多远。但我已经察觉,下一次断裂不会只属于政治、艺术或精神。

它将属于技术。

共同体将不再只由地理上的邻近来定义。记忆将不再完全依赖图书馆、实体档案与机构。越来越多的文本、数字、图像与决定,将能够以此前不可想象的速度被复制、分类与传递。

硅即将进入传承的历史。它既不会取代石头,也不会取代纸。它会改变它们的功能。

我多年来研究的文本教会我,每一种文明都依赖那些阐释其文献体系的人。启蒙传统教会我,一切知识都要求接受者发生转变。海盗教会我,自由必须发明自己的规则。亚文化教会我,符号可以在没有中心的情况下流通。

哈基姆·贝教会我,自治地带可以在权力的裂隙中出现。

接下来,我仍需理解,机器将如何改变这一切现实。

乍看之下,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工业、电子、计算和行政管理的世界。但我已经知道,没有任何技术仅仅是技术。每一件工具都会改变权力关系、传承方式,以及一个社会呈现自身的方式。

印刷术颠覆了教士的权威。

摄影改变了图像的地位。

电信缩短了距离。

计算机技术将改变记忆本身。

此前还只是一种预感的东西,正在逐渐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下一个自治地带,也许既不是一座岛屿,也不是一艘船,更不是一片秘密领土。

它可能诞生于信息的流通之中。但要进入其中,我们首先必须学会机器的语言。

我们必须直面它们的物质性、局限、架构,以及仍然极其微小的存储容量。我们必须理解,一次计算如何产生数据,数据如何被组织到数据库中,以及这个数据库如何成为权力或解放的工具。

我将暂时离开师父们、神圣文本和海盗共同体。其他对话者正在等着我。它们由金属、电路、电缆和硅组成。它们尚不会说话。但很快,它们将学会保存人类交托给它们的几乎一切。而在它们初生的记忆里,一场新的战斗正在开始。

唯有蜕变者才能生存。

这句话指的不是最强者。它指的是这样一些人:在大多数人甚至尚未意识到之前,他们就能认出一个世界正在消失,并愿意改变自己的方法、工具,以及自身的思考方式,以进入正在出现的那个世界。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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