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 16 / ~8 分钟阅读 / 中文 PDF 页码 164–169

当信息成为物质

最初的机器


现在,让我们回到时间的线索上。1985年,我还没有今天用来描述当时所发生之事的那些词语。我不谈数据经济、平台、去中介化、算法市场或信息基础设施。其中有些词汇根本还不存在。

但某种东西已经在那里。一种极具物理实感的直觉:当信息流通不畅,人就要付出更多劳动,机器徒然运转,车辆空驶,金钱流失,而掌握信息的人保有着一种他人甚至无法衡量的优势。

因此,我进入计算机领域并不是因为我热爱计算机。我进入这个领域,是因为我已经明白,信息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可供施加作用的物质。必须把它从散落的各处收集起来,赋予结构,让它更快地传递,然后观察这种新的流通在现实世界中改变了什么。

让我们回到1985年的电子货运交易平台,就属于那个奠基的时刻。最初,那个问题描述起来近乎平常。

每天,法国都有几十万辆卡车穿行。大型运输企业已经拥有成熟的组织、内部网络和固定货主。它们优化货运流向的能力强得多。

但数以万计的小运输商,有时就是一个人守着一辆卡车,生活在另一种现实里。他们满载着货物驶向南方,又空车返回。或者相反。他们可能空驶几百英里,仅仅因为那些能让他们与沿途货主取得联系的信息,没有及时传到他们手里。

这才是令我关注的地方。问题不在卡车。不在司机。也不在货物。问题在于两条已经存在的信息之间缺少联系:这里,有人需要运送东西;那里,有人有一辆可用的卡车。

两者之间,信息的真空制造了物理的空缺。一辆空卡车。白白燃烧的燃料。被浪费的劳动时间。被吞噬的利润。没有相应经济产出却遭到拥堵的道路。

在我眼里,这些运输商就像被判处苦役的人。这个词一直留在我心中。这些人可以工作十五个小时,睡在驾驶室里,奔波几千英里,却仍然在经济上不堪一击,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质量比不上大型组织。

某种后来贯穿我一生的东西已经出现:当计算机能够减轻某种不对称时,它就令我感兴趣。经济上的不对称。地理上的不对称。后来是法律上的不对称。再后来,是艺术市场中历史信息的不对称。

但在1985年,我还没有这种回望全局的眼光。我只看见一个具体的问题和一种新的可能。让信息流通得足够快,使供给与需求能在卡车离开之前相遇。这正是电子市场的逻辑,而当时这个词还远未流行。

我不运输任何东西。我不是要成为运输商。我不买卡车。我在建立一个信息空间,让需要运输的人与拥有可用运力的人直接相遇。

与其说货运交易平台是一家运输公司,不如说它是一个通过电子撮合来减轻经济不对称的系统。

这种转变在今天或许显而易见,因为我们生活在平台的包围中。口袋里的手机知道我们的位置,汇集供应,比较价格,连接陌生人,并几乎实时更新可用情况。在1985年,这些一点也不自然。我们必须立足于一个仍主要依靠模拟技术的世界,构想这一切。

不过,法国的远程信息服务给了我们一个非凡的优势:Minitel。法国在这方面曾经领先,而在互联网出现以后,这种领先往往被低估。对整整一代人来说,Minitel是一所教人连接的学校。它教会法国人,信息不必再锁在一本书、一本名录或一份本地档案里。它可以从远处调取。可以查询。可以更新。最重要的是,明早的信息可以不同于今晚的信息。

持续更新这个观念,是一场概念上的革命。纸张使我们习惯于一个个版本。一个版本问世,然后老去。远程信息数据库带来的是另一种东西:作为流的知识。我立刻理解了其中的区别。

当信息成为流,对其赋予结构的人就不再仅仅是出版者。他建造的是一个活的系统。他必须知道什么进入其中,来自哪里,如何变化,用户如何找到它,以及这条信息能在多长时间里保持相关性。

货运交易平台是理解这种新时间性的理想实验室,因为信息的价值消失得极快。在马赛,有一批货物可供一辆返程前往里昂的卡车承运;如果四个小时后卡车已经离开,这条信息的价值就变了。今天可用的运力,到了明天可能毫无用处。

与能够获得历史价值的判例或拍卖结果不同,货运信息是一种易逝的数据。

因此,我们必须开始思考每一条数据特有的时间。这一发现改变了我们处理数据的方式。并非所有信息都以同一种方式老去。有些必须永久保存。有些必须不断替换。有些几十年仍有价值。有些却只有几个小时。

后来建立的每一个数据库中,我们都会遇见这种差别。但在这里,我们是在现实的紧迫中学会它的。卡车在等。更确切地说,它不会等。如果你的系统太慢,物理世界就会撇下你继续前行。于是,数据还没来得及被妥善处理,就已毫无用处。

我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后来为什么执着于速度、机器性能、响应时间以及负载增加时的扩展能力。对我而言,速度不是一种技术迷恋。它是意义本身的一部分。如果一条信息到达时,它原本要促成的决策已经作出,那它就不再是真正可用于行动的信息。它成了档案。

于是,我们开始研究能够让这种新物质流动的机器、网络和架构。行业本身还在诞生,我们必须学会所有那些无人能够传授的东西。

如何快速录入数据。

如何避免重复。

如何识别一家运输商。

如何准确描述一条路线。

如何给出发地和目的地编码。

如何处理时间安排。

如何将货物与运力联系起来。

如何避免已经过时的信息继续被提供。

如何保障访问安全。

如何确保一个系统不会恰恰在许多人开始使用它时变得无法使用。

每一个技术问题,其实都藏着一个结构问题。我的思考从这里开始转变。我看到的不再只是信息。我看到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家运输商,一辆卡车,一座城市,一批货物。可用状况,一个方向,一个时限,一个运价。

系统必须足够理解这些对象,才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因此,对我而言,数据库已经不再是一座庞大的数字仓库。它是一种几何。我们必须构造一个空间,让信息能够在其中相遇。

接下来的十五年里,我们正是不断在那些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世界中做这件事。就业。法律。法定公告。政府行政。司法拍卖。互联网。然后是Artprice。

回头看,我发现同一种模式反复出现,其规律性几乎令人不安:找出一个信息支离破碎的领域。

理解这种碎片化所造成的不对称。创建一个数据库。将信息标准化。直接连接参与者。让这种新的流通改变市场。

当时,我没有这样将它理论化。我工作。我试验。我观察系统在哪里出问题。我试着理解原因。这种经验性的维度支配了我整个方法。我一直有将目光投向遥远未来的能力,但我不相信那些因从未接触现实而始终纯净无瑕的愿景。现实会弄脏概念。这是好事。它迫使我们发现原先未曾预料的东西。

货运交易平台让我明白,信息的流通可以产生即时的经济效应。它还让我明白,减轻一种不对称,就必然会改变一种权力关系。

区域货运交易场所、传统中间商和既有网络,有各自的用处、惯例和经济运行方式。直接的电子撮合,可能逐渐使这种运作方式的一部分不再那么必需。

我不想在回顾时写成,是我一个人淘汰了旧式货运交易场所。从历史角度说,那太简单化了。技术和市场更广泛的演变,显然也促成了它们的转型。但我们的平台具体证明了,电子流通可以比某些传统的区域模式更快、更广、更有效率。

而这里,一条将随我走遍各处的教训开始显现:技术创新遭遇的不仅是技术问题。它也遭遇利益。

靠信息稀缺获利的人,并不总会热情迎接让信息变得可获取的人。一个以连接两个参与者为职责的人,也未必会把一台开始直接承担部分连接工作的机器视为进步。

然而,我并不以消灭中间商为志业。这种经济战争的词汇太贫乏了。真正的问题始终一样:

当信息以不同方式流通时,中间商提供什么价值?

如果他提供专业知识、建议、信任和责任,他的角色就依然存在。如果他唯一的优势在于控制访问的入口,那么技术很可能最终会让这种优势转移。

在法律出版商那里,我遇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后来在司法拍卖中也是如此。再后来是在艺术市场。货运交易平台是这一现象最早的表现之一。它首先教会我把数据看作经济的物质。我说的就是物质。因为它具有属性。它可以稀缺,也可以充裕。新鲜,或者过时。经过核实,或者可疑。地方性的,或者全国性的。私有的,或者公开的。复制容易,赋予结构却代价高昂。

原始数据几乎从来不是成品。价值在于那项赋予它位置、时间性,以及与其他数据之间关系的工作。这正是后来在Groupe Serveur内部实现工业化的理念。

但在Groupe Serveur之前,必须先经历这样一个近乎原初的时期:每一个问题都迫使我们发明一种思考方式。那是最初的机器的时代,“机器”这个词几乎具有直接的物理含义。计算机技术还没有隐入无形。

机器有着实实在在的存在感。它们占据空间。产生热量。发生故障。存储容量十分珍贵。带宽与今天相比微乎其微。你必须了解机器,才能向它提出很高的要求。

这种物理上的亲近,很可能让我避免了一个今天经常看到的错误:相信数字世界是非物质的。没有什么是非物质的。

瞬间出现在屏幕上的一条信息背后,有基础设施、能源、协议、人员、程序和流程。非物质化从不消除物质。它只是转移物质。而且,它创造出一种新的物质:数据。

这种说法可能显得自相矛盾。但它完全符合我的经历。从那些年开始,我对待信息,就像后来对待铁与钢一样。我寻找它的结构。它的阻力。它可能的组合方式。

界定不准确的数据,就像加工不良的金属零件:它会污染整个装配体。一个构造不当的类别,会大规模地制造错误。一条重复记录,可以改变计算结果。错误的时间性,可以使信息变得失实。

因此,这需要一种精确性,与把互联网想象成一个不受约束的空间的浪漫形象毫不相干。这是一种工业。我相信,那个时期最大的幸运,恰恰在于我们不得不在“数据工业”这个词流行之前,先学会这门工业。

我们那时还没有Artprice。还没有后来那种形态的Groupe Serveur。还没有司法服务器。但一套严谨的工作方法正在形成。收集。界定。标准化。分发。更新。让机器保持运转。而且始终观察,信息的新流通在物理世界中产生了什么。

一个能在三位工程师面前成功运行的计算机演示,无法让我满足。我希望卡车不再空车返回。也许这句话概括了一切。技术必须给人带来可以衡量的改变。少一些无谓的里程。更好地使用劳动工具。让小运输商更容易进入市场。减弱那个独自掌握信息者的优势。

正是在这里,计算机技术对我而言成为一种最广义上的政治行动:不是党派政治,而是改变各种可能性在现实中的分配。向一个人提供信息,有时就意味着赋予他一种原先没有的力量。这个想法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Minitel将把它放大。法律数据库将进一步放大它。Artprice将使它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主张。互联网将改变其规模。而四十年后,人工智能将以强大无数倍的力量,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

谁能接触到什么知识,能有多深,又能有多快?

但在1985年,这一切仍容纳在一个简单得多的场景里。一辆卡车正在行驶。某个地方,一批货物正在等它。两者没有相遇,因为信息不流通。我看着这种荒谬,明白这里有一个机器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开始。不是我对技术产生兴趣的开始。而是某种更深的开始。一种信念的开始,它将组织起后来的一切:当信息开始被赋予结构、被置于流动之中,它就不再只是知识。它成为一种作用着的力量。它成为物质。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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