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 17 / ~15 分钟阅读 / 中文 PDF 页码 170–186
先看见,再计算
最初的机器
我总是需要先看见,再计算。这不是修辞。这大概是我的思维方式中最古老的特征之一。在数字之前,在方程之前,在一行行代码之前,必须有某种东西先在我的脑海中成形。
我需要能够绕着它走动。理解它的体量。看清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什么在上。在脑海中移动各个要素,直到一种连贯性浮现。只有到了那时,工具才介入。
计算来验证。
技术来测量。
工程师来检验。
机器来执行。
但最初的动作在别处。它在于那种奇特的能力:在一种形式存在之前,先将它构造出来。
1980年代末,这种直觉遇上了一项将深刻改变我与图像关系的技术。它叫Lumière 999。它不是我一个人造出来的。我想把这一点说准确,因为技术史随着时间推移,总有一种不幸的倾向:制造出一个孤独的发明者。François Moillo在它的设计和开发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François在我的成长中所起的作用,远比一台图形工作站的故事所能表明的深刻。多年来,他向我传授了极其具体的艺术知识:材料、技法、工序、变质、鉴定、赝品、造假者,以及一件作品如何在自身的躯体中承载其制作过程的痕迹。
他看一眼某种材料,几乎立刻就能说出它经历过什么。他知道,图像永远不能被缩减为它所表现的内容。
它有一层皮肤。
一段历史。
一种化学。
一种光。
一种技法。
一连串动作。
与他相处,改变了我的观看方式。要理解一幅图像,就必须学会看见图像背后的东西。
那时,我们正处在计算机发展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刻。大众开始接触个人计算机,而与今天我们手中的设备相比,它们的能力仍然极其有限。
我们今天熟知的数字图像,当时还没有成为寻常之物。一张照片,还不是能瞬间从一部手机移到另一部手机上的东西。
处理一幅极高分辨率的图像,意味着要面对巨大的数据量、稀缺的内存、计算时间和专用外围设备。这恰恰吸引了我。我从未仅仅因为一项技术新颖就为之着迷。只有当它使人能够看见此前不可见的东西时,我才对它感兴趣。
我与François开始研究当时极为先进的图形工具。我们能利用的部分技术模块,来自Matra体系,也来自一些尤为复杂的图形处理与识别技术向民用领域的转移。
今天,我宁愿把军事幻想放在一边。它们增添戏剧效果,却常常削弱理解。令我感兴趣的东西简单得多:在高度先进的工业环境中开发出来的技术,开始能被用来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图像。我们能用它们做什么?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把这套架构命名为Lumière 999。这个数字并非偶然。999将长久地陪伴我。很久以后,它会在demeure du chaos的启蒙影片中再次出现。
但在当时,它首先指一台机器,或者更准确地说,指一种构想创作链条的新方式。我们当年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完美地概括了它:Lumière 999图形工作站的设计宗旨,是让人能够构思一切,从粗略的草图一直到完成的作品。
一切都已经在那里。我不想造一个局限于单一行业的专用工具。我想要一台能陪伴一个想法不断前行,直到它接近最终形态的机器。
一栋建筑、一艘船、一台工业机器、一件包装、一张地图、一幅海报、一本书、一件物品、一幅图像,或一项景观中的布局:这一切都可以经过同样的逻辑。数字技术不该再仅仅画出已经存在的东西。它必须让人能够看见尚不存在的东西。
今天,我们对模拟、3D渲染、虚拟建筑和生成图像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忘记了这个想法在1980年代末意味着什么。在一个项目建成之前看见它,会改变我们与决策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尝试。
移动。
更换一种材料。
改变一种颜色。
转换一个视角。
回到之前。
比较几种未来。
错误的代价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因为一部分错误如今可以先在图像中发生,再发生于真实的物质之中。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建造之前,先看见。
生产之前,先看见。
最终计算之前,先看见。
我们同时与两个世界打交道,而它们有时被错误地对立起来:矢量与栅格。
矢量构造几何。
直线。
曲线。
体积。
可以计算的轮廓。
栅格引入另一种维度:摄影的物质、像素、纹理,以及所有抵抗纯粹几何的东西。必须让两者沟通。一个完美矢量化的对象,在技术上可以正确,在视觉上却毫无生气。现实从不绝对干净。总有偶然。
一束光。
一道影。
一道痕迹。
草木。
皮肤。
一个人的存在。
让一幅图像可信的,往往是不完美。这个教训一直留在我心里。很久以后,我会在人工智能中再次遇到它。一个模型可以生成数学上合理的东西,却未必能生成让我们的眼睛认作鲜活之物的东西。计算的一致性与感知的真实之间,横亘着一片复杂得多的疆域。
我们使用单色屏幕;在我的记忆里,某些配置的分辨率以当时的标准而言非同寻常,大约达到4,000乘6,000像素。我刻意把这个数字作为一种技术记忆来提供,而不是一项经认证的规格,声称自己四十年后还能精确记得每一个像素。
但这个数量级说明了一些东西。我们离当时普通的计算机成像已经非常遥远。
那些屏幕是单色的。今天看来,这似乎令人惊讶。人们也许以为,制作彩色图像必须有彩色屏幕。完全不是。颜色可以分解。我们分别处理红、绿、蓝三个分色通道。RGB。不是CMYK。
每一个分量,都可以经历各自的处理、计算和校正。然后,再将三组信息重新组合。因此,最终的颜色是一连串操作的结果,而在这些操作进行时,眼睛从未同时看见它们。
这种工作方式教会了我很多。它表明,我们称为图像的东西,本就已经是一种重建。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一个整体。机器看见的是分量。我们以为自己直接感知到一种颜色。系统却将它分解。
我们以为,图像就只是摆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它是由一系列不可见的操作生产出来的。这一技术上的发现,与我直觉上早已知道的某种东西相连:可见之物,始终是某种不可见架构的表面。
我记得,有些图像的数据量可以达到330兆字节。把它放回当时计算机能力的背景中,对这段经历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今天,三百兆字节几乎不算什么。当时,那是庞然大物。
你必须考虑存储。
传输。
内存。
处理。
等待。
输出。
哪怕最小的操作,也必须有理由。你不会心不在焉地启动一百个变体。每一次计算都有分量。这种约束也许显得沉重。但它也有一种益处:迫使你先思考,再行动。
先看见、再计算,并不意味着拒绝计算。而是知道该给计算指明什么方向。
输出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我们可以一直工作到生成供高质量摄影输出使用的图像,尤其是在大画幅Ektachrome胶片上输出。
于是,图像离开了机器。它重新成为光。然后成为化学。再成为物质。这种转化令我着迷。数字技术并没有废除旧有技术。它与它们连接起来。一串串数字,最终落在可以拿在手里的感光乳剂上。
我一直喜欢这些状态的转换。
一个想法变成数字。
数字变成光。
光变成物质。
物质变成图像。
图像再回到一个人的眼睛里。
这条回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信息哲学。
François Moillo极大地帮助了我理解这一点。他足够有科学精神,绝不向含混让步;又足够像一个艺术家,明白再精确的测量也无法穷尽一幅图像。正是这种双重品质吸引了我。
我一直不喜欢把技术人员与艺术家简单划开。这种划分往往出自对两个世界都了解不多的人。列奥纳多·达·芬奇大概不会理解这种分离。构造透视、研究光学、解剖身体、观察流动,或者描绘面容,对他而言,都属于同一种求知活动。
在Lumière工作站上,我重新找到了这种统一的某些部分。机器不是艺术的敌人。它构成了一座供眼睛探索的新实验室。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数字成像工作,以一种近乎令人眩晕的方式,遇上了电影最初的起源。我与Bernard Chardère走得很近,他对电影史和卢米埃尔遗产的了解极为渊博。我们围绕卢米埃尔的影片及其原始材料开展工作。
而我的反应,再一次与走近任何一个领域时相同。我想看到源头。不仅仅是关于源头的评论。
文献。
胶片。
画格。
实物。
这种执念将贯穿我的一生。
在法律中,我去找文本。
在艺术市场中,去找拍卖图录。
面对签名,去找笔画。
面对建筑,去找档案。
面对电影,去找胶片。
当层层叠加的解释最终使我们忘记它们究竟在解释什么时,我便对这些解释心存怀疑。
在卢米埃尔影片这里,这种方法获得了近乎物理性的含义。只说一个版本比另一个版本更早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寻找线索。
比较。
观察差别。
研究画格。
检查阴影。
服装。
光线。
建筑元素。
文字标识。
把图像中出现的东西,与档案能够确认的东西相互比较。其中一部分工作有助于梳理《工人离开卢米埃尔工厂》不同版本的历史,也进一步支持了研究者认可的认定:1895年3月19日的版本,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版本。
我想保留这种谨慎的措辞。个人记忆钟爱确定性。历史要求证据。四十年后,我不想把一段美好的记忆变成一个超出文献所能证实范围的主张。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方法。我们使用当时所能获得的一些最先进的技术,去追问电影黎明时分的图像。
每次想起这次相遇,我仍然感动。一边,是19世纪末在里昂拍下的几十秒影像。另一边,是预示着一种全新图像制作与审视方式的数字系统。两者相隔近一个世纪。但它们却在同一块屏幕上相遇。
我相信,正是在那时,Lumière这个名字对我获得了全部深度。它不是商业包装。它有一条传承。卢米埃尔兄弟改变了人类与运动影像的关系。
我们正进入另一个时代,图像可以成为可计算之物:可以修改、可以分解、可以插值、可以作为信息传输、可以通过计算修复,然后重新组合。
同一个词将两道门槛连在了一起。Lumière。使胶片感光的物理之光。然后,是从数据中重建的光。其中有一种过于精确的契合,使它不可能仅仅是一个产品名称。
我们还研究了一些方法,使原始清晰度有限的图像能够被放大、插值和处理。今天,“升采样”这个词已很常见。当代系统,尤其是使用人工智能的系统,其运算能力远远超过我们当时所能拥有的。
我尤其不想制造时代错置。我们显然没有今天的生成模型。
但思想上的问题已经在那里:
在已有信息之间,我们能够合理地重建什么?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当你放大一幅图像时,你不可能魔法般地创造出源图像中不存在的真实。
你可以计算。
插值。
比较。
估计连续性。
强化某些结构。
但在每一个时刻,图像本身所包含的与系统添加的之间,都会出现一条边界。当时我不可能知道,但这条边界将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重大哲学问题之一。
重建从哪一刻起不再是还原?从哪一刻起成为虚构?而虚构又从哪一刻起变得如此可信,以至于我们忘记它原本并不存在?
我们已经以一种原始的形式,遇到了证据的问题。
图像从来不是无辜的。
它可以被校正。
被变换。
被裁剪。
被插值。
被重新着色。
被合成。
图像一旦成为数据,就获得新的力量,但同时也失去了20世纪赋予它的一部分清白。人们长久以来总说:“我在照片上看见了。”仿佛这一句话就够了。数字技术将摧毁这种确定性。
我想,我很早就明白,图像将逐渐不再是它自身的证据。制作工具越强大,我们就越需要知道图像从何而来。
是谁制作的。
在什么时候。
以什么为来源。
经过哪些变换。
这个问题将一直伴随我,直到Artprice。
一件艺术作品的图像,从来不只是一幅插图。
它可以成为识别的依据。
比较的依据。
来源的依据。
鉴定的依据。
但前提是,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还将伴随我,直到demeure du chaos——它将成为一台巨大的机器,生产、积累并相互对照当代历史的图像。今天,它也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伴随着我:一幅从未存在过的图像,如今几秒钟就能生成,而且可信得惊人。
当我审视这条延续的线索,我明白,Lumière工作站远不只是一场技术冒险。它们是一所教人怀疑的学校。它们教会我,必须将图像视为一种构造。图像的美不说明它是否真实。图像的精确不保证它的出处。分辨率不是知识。
而最重要的是,看得更多,并不自动意味着懂得更多。你必须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在这个教训里,我又看到了François。他对赝品和艺术技法的了解,自然地与这种思考连接起来。要理解一件赝品,只了解艺术家的风格是不够的。你必须理解它是怎样制作的。
承载物。
颜料。
材料。
工具。
老化。
习惯。
偶然。
所有逃逸于整体图像之外、属于物体深处的东西。眼睛必须学会同时读取几个层次。机器做的也是这件事。
它分解。
分离。
测量。
比较。
于是,人与计算可以成为互补。我相信,我与今天所谓人工智能的关系,真正开始于这里。
我会十分谨慎,绝不说Lumière 999就是当代意义上的AI。但我已经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工作:机器能够参与涉及图像的识别、处理、插值、模拟和决策操作。
这必然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机器逐渐不再只是一种算术工具。它成为视觉的辅助。而一旦机器开始参与视觉,一个新问题便立刻出现:
它看见了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接着,是这个问题的镜像:
我看见了什么它永远无法以这种方式测量的东西?
也许,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全部关系,已经包含在这道间隙之中。
机器可以比较几百万个像素。
人却可能被一道阴影留住。
它可以测量一种连续性。
他可以感觉到一种异常,却还不知道如何命名。
它可以发现规律。
他可以明白,恰恰是那不规则之处才重要。
错误在于追问两者谁应当获胜。这不是正确的问题。问题在于,它们的感知方式如何彼此补充,而不让任何一方损害另一方应承担的责任。
在我所建造的一切中,这个原则始终如一。我从不想让技术取代历史学家。我希望它能让历史学家看得更远。我从不想让它取代专家。我希望它能让专家比较更多痕迹。我从不想让它取代艺术家。我希望它能让艺术家触及从前不可能的形式。
当我们把代替自己思考的责任委托给机器时,它就变得危险。当它拓展了我们可以思考的疆域时,它就变得非凡。
这正是我面对那些最初的图像时的感受。
我们可以在建筑建成之前看见它。
在物品制造之前看见它。
看见一片景观在一场尚未发生的改造之后的样子。
以一张老照片从未有过的尺度观看它。
看见与其他分量分离的红色、绿色或蓝色分量。
将一幅卫星图像看作一片数据的疆域。
可见世界突然显露为一种能够分解和重组的东西。这本来可能导向对技术本身的迷恋。它在我心中引起的,却是一种哲学上的不安。如果世界可以被分解为数据,再被重建,那么还有什么能够保证,它的重建仍然是世界?
这个问题一直在生长。今天,它处在我们文明的核心。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仅靠眼睛,有时已经无法分清什么是拍摄的,什么是生成的。合成图像已不再因其粗劣而容易辨认。如今,它们的诱惑力可以超过摄影。
因此,我们必须在别处重建那种曾经寄托于眼睛的信任。
在来源中。
在可追溯性中。
在元数据中。
在保管链中。
在相互对照中。
在经得起质证的证据中。正是同样的逻辑,使我在文献数据库中始终不把信息与其出处分开。图像也属于这套知识架构。
我们已经学会让知识成为可栖居之地。我们已经学会,信息可以成为物质。在Lumière 999这里,这种物质又获得了一个维度。它可以在存在之前变得可见。
今天我才意识到,这段经历为我后来建造demeure du chaos的方式作了多么充分的准备。
多年来,我能够在脑海中穿行于那些尚未被改造的空间。
安放体量。
预见关系。
看见一座雕塑将如何与另一座展开对话。
感觉到一个视角能够成立,或者必须被打破。
随后,计算与专业人员会介入,验证空间直觉所产生的东西。我从不声称直觉可以代替工程师。它给工程师一个可供验证的对象。区别全在这里。我不要求计算创造我的愿景。我要求它告诉我,物理世界是否会接受这个愿景。
所以,“先看见,再计算”从来不意味着蔑视科学。恰恰相反。要真正尊重一次测量,你必须知道自己要求它测量什么。愿景提出问题。科学检验其可能性。技术建造通道。
这种联合将处处伴随着我。
在数据库中。
在Groupe Serveur中。
在Artprice中。
在雕塑中。
在建筑中。
在demeure du chaos中。
以及今天,在我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中。
Lumière的经历还教会了我另一件事:最先进的技术在遇见记忆时,才变得迷人。我们本可以仅仅制作未来的图像。但我们也用这些工具,返回电影最早的图像。
这个动作,大概包含了我的全部轨迹。我不相信那种抹去前史的进步。我相信能增强我们追问前人之物的能力的技术。只有拥有记忆的未来,才令我感兴趣。否则,它就只是加速。
也许,这就是Lumière这个名字一直留在我身边的原因。
它把科学与艺术聚到一起。
把化学与图像。
技术与记忆。
发明与传承。
我还记得,那个时期,我们不断去拜访那些把一生献给图像的人。我在巴黎Harcourt摄影工作室的那段经历,也属于同一种态度。我去那里,不是为了寻求某种外在的荣誉标志。
我将那里视为一个积淀了光、面容与肖像之学的地方。一份职业的记忆。一种经过几代人打磨的知识。对于那些真正掌握一门技艺的人,我始终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尊敬。真正的精通很少使人傲慢。它使人精确。
你可以从一个人如何理解材料会反抗自己,辨认出他是否深知这种材料。
François具有这种品质。
Bernard Chardère在他的领域里也一样。
那些伟大的图像工匠也一样。
我寻求与他们相近,因为他们的知识让我不至于成为技术本身的囚徒。一台新机器,可以很快制造出一种幻觉:仿佛一切都从它开始。那是错的。
图像处理软件背后,是几个世纪的透视学。
数字调色板背后,是几个世纪的色彩理论。
相机背后,是光学。
光学背后,是物理学。
肖像背后,是整部人类再现自身的历史。
技术从来不是元年。它是新增的一层。
正因如此,“传承”这个词对我如此重要。François Moillo传给我的,并不只是一些后来可以被其他知识替代的知识。他传给我一种观看的方式。这远远更难量化。
一位导师不只给你答案。他会改变你余生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结构。我相信,当时发生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今天,当我观看一幅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时,我的一部分仍在通过那些年塑造的眼睛观察它。
我看那并不存在的物质。
阴影。
连续性。
不一致。
细节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我寻找外观背后的制作过程。技术已经跨越了几个数量级。内在的动作却没有变。永远不要被结果催眠。去寻找过程。
在即将到来的世界里,这个原则将获得新的意义。长期以来,人类已经学会怀疑文字。我们知道,文本可以撒谎。我们知道,证人可能出错。我们知道,宣传能够制造叙事。但我们对图像,却一直保留着一种深得多的信任。
它似乎承载着曾经站在镜头前的事物留下的物理痕迹。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了。图像也正在成为一种语言,能够以证据般的逼真来虚构。我们必须变得比自己的眼睛更聪明。
我不觉得这是一场悲剧。我觉得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一项重大技术都会夺走我们的一种天真。然后,迫使我们建构更深的知识。
文字将记忆外置。
摄影改变了再现。
电影将时间变成图像。
计算机技术将图像变成数据。
人工智能如今正将数据变成可能性。
每到一个阶段,都会失去一些东西。每到一个阶段,另一些东西又变得可以思考。
我们只需拒绝两种彼此对称的态度:恐惧技术与崇拜技术。我两者都不信。一项技术从来不是命运。它是一种力量。而任何一种力量,都立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将用它做什么。
1987年,站在Lumière 999工作站前,我显然不可能知道四十年后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有一天,一台机器能瞬间生成一张从未发生过的场景的照片。我无法预见,每天将有数十亿幅图像被制作、复制、变换、分析,并在一个几乎即时互联的星球上流传。
但我已经能看见某种东西。图像的性质刚刚改变。它不再只是被捕捉。它正在成为被计算之物。
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得可能。
惊叹。
知识。
模拟。
修复。
创造。
但也有赝品。
操纵。
直接证据的消失。
同一件工具,向所有方向敞开。
也许,这就是我所说的先看见、再计算。看见,不只是预先想象一个物体的形态。它意味着,试着在一种工具的力量迫使我们承受其后果之前,先窥见这些后果。
显然,我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没有人能够。但我努力这样生活。观察一个正在形成的系统。追问它可能变成什么。而当一种直觉显得足够强烈时,就开始建造,不等世界来宣布时机已到。
Lumière 999属于这段历史。François Moillo也属于它。他不是技术史的一条脚注。而是教会我这些道理的人之一:眼睛可以被教育,物质会说话,赝品总有自己的谱系,一项技术只有增加了我们目光的深度,才拥有意义。
机器已经改变。单色屏幕已经消失。三百兆字节再也吓不到任何人。RGB分色处理已成为多数用户无视的抽象。曾经需要耐心等待的计算,如今瞬间完成。
但那个问题没有老去。也许,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当我们观看一幅图像时,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
而在它背后:
是谁构造了我们自以为正在看见的东西?
一生中,我始终努力看向表面背后。Lumière工作站是最早让我明白这一点的地方之一:从那以后,图像的背后,也将有算法。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阅读进度:第 21 页,共 10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