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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司法服务器:扩大规模

最初的机器


一旦我们证明,司法信息可以在法国被赋予结构、变得易于理解并得到大规模传播,另一个问题几乎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当企业、债务人、债权人、买家、运输商、律师或投资者跨越国界,而信息本身却仍被局限在本国疆域内时,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司法服务器天然的边界。

对我们而言,法国已经是一间复杂得惊人的实验室。商事法院、法定公告、司法出版物。清算、公开拍卖、企业负责人、公司。专业数据库、树形结构和叙词表。我们花了多年时间,学习如何让分散在数百个来源中的信息获得全国范围的一致性。

而正当这套架构开始稳固时,欧洲迫使我们重新开始。

但这一次,一切都变了。

语言。法律。机构。分类体系。公司形式。司法实践。文献来源。连命名事物的方式本身都变了。

就在那时,我明白了,让一个数据库国际化,绝不意味着翻译它的界面。

这大概是计算机领域最顽固的错误之一。

一个系统在某个国家建成之后,人们就以为,只需把法语词换成对应的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词。这行不通。

因为法律体系不是一本词典。它有历史。有架构。有永远不会完美重合的类别。

法国的商事法院,在邻国未必有一个完全对应的机构。两个说法看上去相似,并不意味着它们所指的破产程序相同。一种公司形式,在国外可能有法律上的近亲,却未必真正等同。任职资格的取消、清算、法定公告、董事责任或披露要求,都可能遵循截然不同的逻辑。

于是,问题变得有意思得多。我们要做的不再只是将数据标准化。我们必须在不抹去差异的情况下将其标准化。

这个区别,将贯穿我后来所有的工作:标准化,而不抹去差异。

糟糕的标准化压碎现实,强行把它塞进机器的格子。好的标准化建立足够的对应,让比较成为可能,同时保留区分各个对象的东西。

这极其困难。

而欧洲司法服务器正是在这里成为我真正的一所思想学校。我们已经学会了生产类别。现在,我们必须学会生产不完美的等价关系。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准确。在许多领域,现实并不提供完美的对应。

于是,文献架构师的任务就是说明:这些可以比较。这些不可以。这些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归到一起。这种差异绝对必须保留。

这与今天的大型人工智能系统在跨越多种文化或多种法律体系运行时遇到的困难,完全相同。

词汇翻译相对容易。

概念翻译困难得多。

我们以十分具体的方式发现了这一点。每增加一个国家,都迫使我们重新做一遍数据解剖。

谁生产这些信息?

哪个机构?

依据谁的授权?

具有什么法律地位?

数据在何时变得公开?

它能在多长时间内保持相关性?

什么标识符使我们能够追踪一个法律实体?

登记簿如何组织?

哪些事件必须公布?

公司怎样变更法律形式?

哪些文件可以获取?

答案各不相同。而在这些技术差异背后,一种更深层的现实浮现出来: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文化编码进了行政体系。

这令我着迷。商事登记簿不只是一份档案。它讲述着一种特定的经济透明观。

破产程序讲述着一种关于债务人、债权人、雇员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观念。法定披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认为哪些东西重要到必须让第三方知晓。

因此,在建造欧洲司法服务器时,我们无意中开始绘制欧洲行政文化的地图。而这种多样性相当可观。

我们必须与当地的来源打交道。语言。从业者。联络人。机构。

然后,在它们之上重建一个共同层面。Groupe Serveur正是在这里真正改变了规模。我们不再只是建立可供远程访问的法国数据库。我们开始从跨国知识基础设施的角度思考。

而这种规模的变化,恰逢欧洲经济经历深刻转型。内部市场不断推进。企业更加自由地流动。资本在流动。货物。企业负责人。

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把每条国界都当作完全包围着一家企业的生命,来理解各项法律程序。

一位企业家可以在一个国家设立机构,在第二个国家经营,在第三个国家拥有资产。一位法国债权人可能需要了解一家比利时公司正在发生什么。一位德国实业家可能对一家正在法国清算的企业的资产感兴趣。一家银行需要了解一个集团的情况,而它的子公司横跨几个司法辖区。

全国性信息开始不够用了,因为经济现实已经是欧洲性的。

我感兴趣的恰恰是这种错位。

现实世界的变化,快过了那些能够解释它的文献架构。我们必须缩小这种滞后。

但每增加一个国家,问题的规模就会爆炸式增长。一份法国来源本已有异常。当它与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或西班牙的来源结合时,我们增加的不仅是数据,还有可能出错的类型。

日期。重音符号。字符。音译。同一名字的不同写法。地址。公司形式。货币。然后是货币更替。合并。注销的公司。重新出现。同名的人。计算机技术喜欢一致。现实喜欢例外。

我们就生活在这种冲突之中。也大概正是在这里,一种信念在我心里愈发坚定,此后再未离开:衡量一个数据库的质量,与其看它处理正常情况的能力,不如看它经受住例外的能力。

正常情况很容易。

一家公司有唯一的名称、稳定的地址、可以识别的负责人,以及简单的历史。很好。然后,现实来了。

一家公司更名。合并。拆分。迁移。有多个经营场所。

一位负责人使用自己名字的几个变体。一家外国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一项程序在一个国家启动,却在另一个国家产生后果。

系统正是在这里暴露出,它是否在文献意义上真正具有智能。

于是,我们建立规则。对应。核查。历史记录。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绝不要过早删除旧信息。

当一家公司更名,如果你把旧名作为现名呈现,它就是错误的。但它在历史上依然真实。如果把它抹去,你就毁掉了连续性。

因此,一个好的数据库必须能够同时保留真实的几种状态。今天真实的。昨天真实的。以及从一个状态转入另一个状态的确切日期。这似乎显而易见。但它是数字知识最深层的困难之一。

真实具有时间性。

这个观念将在Artprice变得极为重要。作者归属可以改变。拍卖行可以修订一件作品的描述。一位艺术家可以被重新发现。货币更替。国家消失。城市主权改变。如果历史被当下覆盖,你就会建立一个看上去干净、在历史上却错误的数据库。

欧洲司法服务器已经在教我们抵制这种诱惑。

数据必须拥有记忆。

我相信,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与欧洲法的关系变得深得多。欧洲共同体法不再只是添加到法国文献库中的另一组材料。它开始成为各国法律之上的一层协调结构。不是统一划一。

而是一套流通的架构。

这正是欧洲在经济上所建造的东西:让不同国家共享足够的规则,使一个共同空间能够运作,而不因此变成一个单一国家。

这种建构令我着迷。它与我们的计算机问题极其相似。

怎样连接而不消解?

怎样标准化而不让一切整齐划一?

怎样让信息流通,同时保留每个来源的身份?

这些是欧洲的问题。也是数据库的问题。

我不认为这种比较牵强。宏大的政治建构,也是信息的架构。

一项条约生产类别。权利。义务。程序。标识符。标准。

然后,数千个行政机构和数百万家公司,必须能够理解它们。于是,计算机技术几乎成为法律不可见的基础设施。我们恰恰站在这条边界上。

也是在这里,围绕数据库本身,新的法律难题开始出现。我们在收集、核实、标准化和更新上投入得越多,一个问题就越迫切: 什么来保护这项工作?

公共数据仍然是公共数据。我始终捍卫这个原则。

一部法律、一项公开裁决或一个事实,不能仅仅因为被放进计算机就被私有化。但在原始数据与数据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投入。

查找。收集。核实。建立索引。标准化。建立关系。更新。去除重复。维护基础设施。创建查询工具。

这套架构是否拥有自身的保护?

我们即将深入进入这场争论。

欧洲迫使我们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法律的非物质化,如今将迫使我们面对它的一切后果。

欧洲司法服务器还教会了我们另一件事:信任必须随数据一同旅行。

一位法国用户熟悉的法国信息,可能天然显得可信,因为用户了解生产它的机构。当信息来自另一个国家时,这种直觉就消失了。

这个来源是谁?

它具有什么权威?

这份文件是官方文件吗?

它的日期是什么?

因此,跨国数据需要更充分的来源说明。

仅仅展示信息已经不够。我们必须能够解释它从何而来。我们开始建造一套超出简单文献检索的可追溯架构。

而在这里,我又看到了Artprice。一条没有来源的拍卖结果,几乎毫无用处。

哪家拍卖行?

哪场拍卖?

什么日期?

哪件拍品?

哪种货币?

哪种作者归属?

哪份文献来源?

对价格的信任,取决于那条能够把它追溯回事件本身的链条。这正是欧洲司法服务器在另一个领域教会我们的东西。

当信息的谱系可以被追溯时,它就获得力量。我总是回到这个词。

谱系。

因为我们已经在构建树。人。公司。程序。事件。关系。

树形结构从来不只是一个界面。它是对历史的一种表征。而随着规模改变,这种表征变得更难维持。

Nadège恰恰在这一点上介入。

我可以为作为信息空间的欧洲着迷。她则立刻回到让它运转所需的条件。

哪些流程是共同的?

哪些流程仍属于各国?

谁来验证外国数据?

怎样记录例外?

用什么语言保留来源?

什么需要翻译?

什么必须保留原版?

以哪个版本为准?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翻译可以让文本变得易于获取。但它绝不能抹去源文件。我们学会了这种谨慎。

界面可以说法语。证据必须能够追溯到原文。

这种严谨,几乎首先是法律上的,然后才是计算机上的。它完全契合我的思维方式。

始终保留文献。

始终让回到来源成为可能。

综合整理很有用。但它绝不能成为用户与其所依据的文献之间一道不透明的屏障。

这正是今天我在这本书里遵循的同一条规则。我可以讲述。Isis可以组织结构。但当我们拥有一份学术文献、一份档案、一项研究或一份官方出版物时,我希望能够回到它。

口述记忆与文献来源不具有相同的地位。欧洲司法服务器已经在教会我们如何处理真实的这些不同层次。规模扩大还带来了技术上的后果。

更多国家意味着更多用户。更多数据。更多更新。更多连接。更多故障点。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将架构工业化。

备份。冗余。线路。响应时间。监控。团队组织。

我们再也不能像一间才华横溢的实验室那样,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系统必须开始预见自身的故障。

这是Groupe Serveur真正成为一家基础设施公司的时刻之一。我喜欢这个词。

基础设施。

因为基础设施恰恰在不再被看见时,才算成功。用户不想知道你的机器叫什么名字。他想要答案。他不想知道某条连接断了。他希望服务继续。他不想知道你的备份策略。他希望明天还能找到今天查阅过的信息。

精密复杂必须隐于无形。这是一种工业上的成熟。

起初,我们几乎将机器视为非凡的物体。后来,我们抵达了这样一个阶段:真正的进步,在于让机器消失在服务背后。这个演变后来将伴随着互联网。

然后是Artprice。然后是云。然后是人工智能。

每到一个阶段,用户看到的基础设施就更少。因此,矛盾的是,他对使服务成为可能的东西也了解得更少。

所以,我坚持讲述那十五年。它们展现了后来所谓数字技术背后隐藏的物质。

人。夜晚。分类。线路。磁盘。机器。法律。程序。错误。修正。

正是这些积累起来的知识,使我们后来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而不必改变方法。因为我也开始理解一个更宽广的道理。

法律。法定公告。拍卖。公司。

所有这些领域都产生海量数据,但这些数据具有相对明确的结构。

相比之下,艺术市场将带来更大的困难。一位艺术家的名字可能有几种拼法。使用几种字母文字。有化名。还有没有标题的作品。

不断变化的作者归属。以不同度量衡表示的尺寸。历史货币。已经不存在的拍卖行。可追溯至几个世纪以前的图录。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将欧洲司法信息标准化,就永远不可能建立Artprice。

所以,欧洲司法服务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它教会我们,在从全球角度思考之前,先从国际角度思考。它教会我们,扩大规模并不只是增加数据。

它意味着,你的架构必须能够容纳而不扭曲的现实,其多样性在增加。

这是一堂重大的课。它同样适用于当代人工智能。

一个系统越是宣称自己面向全球,就越必须能够认识到,世界并不只有一种分类体系。一种语言不是英语不完美的译本。一国的法律体系不是某种普世法律的地方版本。一种文化不是模型应该加以标准化的异常。

真正的智能,有时恰恰在于保留差异。我们在欧洲学会了这一点。而这个数据的欧洲,自然会把我们带向下一个问题。因为在收集、组织、标准化和传播法律之后,一个事实已经无法回避。

我们正在改变文本本身。不是它的法律内容。而是它的信息地位。一部印刷的法律成为数据。一份集体劳动协议成为可检索的架构。一份行政出版物变得可查询。一项司法裁决可以与其他裁决相连。

法律不再仅仅是一座文献库。它成为一个系统。而当法律成为系统,我们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当法律非物质化时,它会变成什么?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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