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 21 / ~11 分钟阅读 / 中文 PDF 页码 214–221

让法律非物质化

最初的机器


在这里,我拿起笔,呈现Thierry的声音与经历。文字从我们的对话中生长出来。

——Isis

把共和国转化为数据,带来了一个我们无法再回避的后果:从法律文本在物理上离开纸张,成为可以查询、连接、记录历史并持续更新的信息的那一刻起,我们改变的就不只是它的载体。

我们改变了它的经济运行方式、获取方式,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围绕它形成的权力分配。

围绕法律非物质化的战斗,真正开始于这里。必须清楚理解当时的情况。法国拥有一些专业实力极为雄厚的大型法律出版集团。

我无意重写这段历史,把它们画成丑角或描绘成无能之辈。它们有作者、律师、编辑团队、声誉、资本和广泛的职业网络。它们生产优质出版物,服务于一个十分明确的市场:律师、会计师、法务部门、企业和法律专业人士。

它们的某些产品价格高达数千欧元,因为这些产品提供了海量文献,定期更新,并由专业人士加工整理。以我亲历的集体劳动协议为例。其中一家大型机构提供专业活页夹,使人能够查阅使用整个集体劳动协议体系。

对一位律师而言,这个价格完全可能合理。律师不仅为一个面包师、一家卡车运输公司或一家金属加工企业服务。他可能有几百位客户,分布在几百个不同的行业。因此,他需要横跨行业的文献。

雇员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他不需要五百五十份集体劳动协议。他需要与自己有关的那一份。中小企业主也一样。他想了解适用于自己企业的规则。我们所做的转变就在这里。

我们不是拿来为从业者设计的专业文献,然后简单地以更低价格转售。我们在建立另一种使用方式。我们回到来源,处理文本,创建自己的树形结构、自己的概要、自己穿行于材料的路径,然后通过Minitel,让那些永远不会购买专业百科全书的公众能够接触这些知识。

在我看来,有些出版商正是在这里犯了战略错误。它们本可以看着我们说:这些年轻人刚刚揭示了一个新市场;我们有声誉、作者、资本、法律和商业力量,那么我们也进入这个市场吧。我就是这样对它们说的。我丝毫不反对它们与我们竞争。恰恰相反。

高质量的竞争会迫使我们前进得更快。但有些机构选择了另一条路:诉讼。它们尤其试图把我们的工作定性为侵权。从思想上看,我觉得这种情形异乎寻常。

我们处理的恰恰是规范性文本、协议和法律信息,其中一部分是公开的,或者可以从来源处取得,而对于这些来源所承载的实质内容,没有人能够正当地声称拥有垄断权。

当然,出版商的编辑工作可以受到保护。其文字、原创的编排、评论和学术辅助体系,可能具有自身的价值。我对此丝毫不持异议。

但保护自己的附加价值,与声称任何从同样的规范性材料重新出发、建立不同架构的人必然窃取了自己的工作,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区别。法院需要审视的,正是这条边界。

冲突极其猛烈。我是刻意使用这个词的。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集团,在法律界根基稳固,周围有经验丰富的律师和顶尖法律顾问。这自然赋予它们一种权威的光环。而我们带着机器、远程信息服务、往往很年轻的团队、打破获取障碍的方式,以及在一些人看来几乎近于放肆的速度,来到了这里。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我们可能被视为局外人。但在一个古老架构中成为局外人,不意味着在法律上有错。我一直向它们重复同一个论点。向公众开放部分信息,不会摧毁你们的职业。它会改变你们的职业。

拥有你们价值数千欧元文献的律师,仍然会需要它,因为他要处理几十种不同情况,必须了解判例,作出解释,提供建议,参与诉讼,起草文书。但借助Minitel,他的客户前来时,可能已经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初步理解。他不再说: ——律师,我对此一窍不通。请告诉我该怎么想,

而能够说:

——我查过了适用于我的集体劳动协议。这是我的理解。这是看起来适用于我的条款。您能告诉我,我的解读是否正确,以及我现在该怎么办吗?

这会摧毁律师吗?我相信恰恰相反。

它提高了对话的水平。它甚至可能增加咨询律师的人数,因为人们发现,自己确实有一个法律问题。

糟糕的经济模式,是让专家的价值依赖于客户的无知。一个好的专家,在客户更加知情时仍然不可或缺,因为他的价值会从掌握信息,转向解释、策略、责任和决策。我始终捍卫这种观念。

信息的民主化未必会消除中间人。它迫使中间人证明,自己究竟贡献了什么。我已经在货运交易平台中观察到了这一点。在司法拍卖中看到了它。现在又在法律领域看到它。后来,我还会在艺术市场中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再次遇到它。

问题不是:

能否阻止技术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

问题是:

一旦信息更容易获取,价值将转移到哪里?

对我而言,答案很清楚。它必须转向质量、专业界定、信任、建议和历史深度。但这些诉讼也教会了我们另一件事。它们迫使我们从法律角度思考自己的职业。

在此之前,知识产权法的很大一部分围绕作品而建立:文本、图像、音乐、原创创作。然而,我们建造的是新类型的对象。

一个数据库可以包含几百万个要素,而每个要素单独来看,未必属于我们。一项公开裁决仍然是公开的。

一则法定公告仍然是在表达一个事实。一条拍卖结果是历史事实。公司数据的存在,独立于收集它的人。

然而,为了把这几百万个要素转化为可检索的架构,我们可能投入多年的工作和巨额资金。收集。核实。标准化。去重。索引。叙词表。历史记录。更新。服务器。电信。律师。文献工作者。开发者。

这项投入的保护在哪里?

这就是即将成为核心的问题。如果我花十年建立一个数据库,而另一方因为数字复制的边际成本极低,就能在几天内大规模提取其内容,一种新的不对称便出现了。

在物理世界里,复制一座工厂通常需要另一座工厂。在数字世界里,复制十年工作的成果,其成本可以远远低于重做这十年的工作。

因此,法律必须学会保护的,不仅是结构中可能存在的原创性,还包括在特定条件下,为获取、核实或呈现数据库内容而作出的实质性投入。欧洲数据库特别权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我通过AFTEL内部的GESTE(在线服务出版商协会),以及我参与的行业讨论,研究这些问题。对我而言,它们不是理论问题。我带着团队、机器、几百万条记录,以及多年收集的经历,来到这些问题面前。我清楚地知道,原始数据与使其能够被使用的基础设施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捍卫的正是这一点。公共信息绝对不能被私有化。但一个为组织这些信息投入了大量资金与劳动的人,必须能够保护自己的投入,抵御大规模的寄生性提取或再利用。这条界线极其纤细。保护过多,就会重建知识垄断。保护过少,就会打击那些愿意为其结构化提供资金的人。我一生都围绕着这个悖论抗争。

在人工智能时代,它依然完全切合当下。数据属于谁?结构属于谁?谁可以提取?提取多少?实质性再利用意味着什么?查询信息与抓取整个数据库,有什么区别?

这些今天常被当作新问题提出的问题,有着久远得多的法律史。当人们还在谈论Minitel时,我们就已经在处理它们。法律的非物质化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出版这个概念本身。在纸张上,出版意味着制造一个物体并将其分发。新版逐渐取代旧版。

在数据库里,发布可以是持续的。一项修改被插入。一个版本发生变化。用户面前未必再有那个实物版本,能够让他说:我查阅的是1994年的卷册。

因此,必须以数字方式重建这种时间上的深度。他查阅了哪个版本的文本?在什么日期?当时适用哪份文本?后来发生了什么修改?

数字技术看似能够消除历史,因为一切仿佛都存在于永恒的现在。我们学到的恰恰相反:系统越动态,就越必须有意识地组织它的记忆。

否则,更新就变成抹除。界面里,新规则取代旧规则;几个月后,就没有人记得之前适用什么了。对律师而言,那将是灾难。法律必须能够在其自身的时间中被阅读。我们处理数据库的经验,正是在这里给了我们概念上的优势。

我们已经明白,每条数据都必须有时间维度。临时用工教会我们,有些信息在几天内就会失去几乎所有实际使用价值。公司信息教会我们,一个旧名称可以不再是现名,却并不因此在历史上变得错误。现在,法律教会我们,一条已经废止的规则可能变得不可或缺,恰恰因为它今天已不适用,却在事件发生时适用。

因此,数字技术使一件非凡的事成为可能:建立一种比纸张所能提供的深厚得多的法律记忆,前提是我们不屈服于当下的幻觉。它也使另一种转变成为可能:某些智力操作的自动化。

在这里,我想极其精确,因为用今天人工智能的词汇来重写那个时期,会很容易。我们没有当代的模型。但我们已经在建立基于规则的系统、决策树,以及能够引导用户穿行复杂材料的程序。

文本可以被拆解。条件可以被明确。一道问题可以通向另一道问题。如果你属于这个类别,就到这里。如果你的工龄超过这个时长,就查看这项规定。如果一项修订在某个日期之后改变了制度,就使用这个版本。

这是文本向可用逻辑的首次转化。它深刻地改变了人与法律的关系。一本书要求读者学习它的架构。交互系统则可以逐步根据读者的情况调整路径。法律开始走出书页简单的线性。它变得可以循路探索。

我相信,这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思想事件之一。我们正在从文献走向系统。法律当然仍然是文本。但获取法律的方式可以按条件组织,可以关联,可以置于语境之中。

几十年后,人工智能可以围绕一组文献以自然语言展开对话,并生成综合性的回答。其力量完全是另一种规模。但我认得这条谱系。我们那时就已试图缩短用户自发表述与文献库专家架构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如此重视叙词表。叙词表是一种原始却极其强大的中介形式,连接两种语言:专业人士的语言与用户的语言。

它教会你,一个智能系统不只在于拥有更多信息。它必须充分理解同一信息可以被怎样以不同方式命名,让人能够从另一道门进入知识。

这项工作还让我们认识到,信息的价格及其所谓免费性,包含着某种深刻的政治问题。我从不天真。建立这样的基础设施极其昂贵。机器、电信、律师、录入团队、开发者和更新,都要花钱。

信息不会仅仅因为变成数字就免费。成本只是换了位置。它部分地离开了实物载体的制造,转向架构的建造与维护。

这正是许多人面对互联网时未能理解的。因为复制一个文件几乎没有成本,他们就认定生产结构化知识也应当没有成本。这是错的。数字技术的边际复制成本可以几乎忽略不计,而最初的创造成本却可能极其巨大。

这种断裂,将逐渐推动欧洲对数据库保护的思考,并导向特别权利。

数据未必属于我们。但把几百万个分散的数据点转化为连贯系统的投入,具有必须能够受到保护的法律与经济价值。

否则,这个悖论就会变得严峻。一个在架构上投入十年的人,其成果可能在几小时内就被一个仅仅获取最终结果的人复制。数字复制几乎没有成本。建立记忆本身,却可能花费数百万。

这是数字时代的重大断裂之一。在传统工业世界里,复制一座工厂需要另一座工厂。在数字世界里,重现成果可以几乎瞬间完成,尽管建立它需要多年的工作。

数据库的整个经济逻辑,都建立在这个区别上。它后来将成为Artprice的核心。为艺术市场建立横跨几个世纪的全球记忆,耗资巨大,需要数十年。一旦信息被结构化,在屏幕上多显示一条结果,几乎不花钱。任何把这两种成本混为一谈的人,都不理解我们的经济逻辑。

所以,与法律出版商的诉讼即便令人筋疲力尽,也有其益处。它们迫使我们解释,我们究竟在制造什么。不是复制品。不仅仅是一种新载体。而是一套新的文献架构,带来不同的用户体验、不同的公众划分方式,以及不同的文本连接方式。

判决因所审查的诉讼请求和法律依据而异,由此形成的判例也并非始终一致。最重要的是,这些诉讼迫使我们在法律上更精确地区分公共信息、受到保护的编辑工作与文献投入。

我从未对这些集团产生任何仇恨。今天我仍然相信,如果它们更早拥抱这种转变,本可以成为强劲的竞争者。它们拥有巨大的优势。我批评的是,它们有时宁愿请求法律拖慢一场转变,而自己明明有能力参与其中。但我也理解它们的恐惧。

当一种商业模式运转了几十年,任何突然减少其赖以立足的稀缺性的创新,看上去都像一种存亡威胁。这是人之常情。问题始于把正当维护自身权利,与一种所谓的权利混为一谈:仅仅因为一种经济架构先于其他架构存在,就要永远保留它。

法律绝不应被用来冻结时间。它必须保护,同时允许转变。这个想法将一直伴随我,直到demeure du chaos。如何保护一件作品,同时接受它在生成中发明自身?如何保护遗产而不把它做成木乃伊?如何保护数据库,而不把其中的事实私有化?

始终是同一种张力。保留身份,同时允许转变。也许正是在这里,回望之中,我理解了为什么Groupe Serveur时期既是一所创业学校,也同样是一所哲学学校。

每一天,我们都面对远远超出软件的问题。什么是公共信息?它属于谁?什么是附加价值?架构中的原创性由什么构成?应当给予投入怎样的保护,同时又不封闭知识的入口?自动化应当走多远?机器引导用户时,必须保留什么责任?如何保证来源?如何保留之前的状态?

所有这些问题,后来都将塑造我对人工智能的看法。2026年,我走向AI时,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现数据问题的人。

四十年来,我一直看着同一道裂缝在法律和经济层面从一个地方移向另一个地方。每一项技术都增强处理能力。每一次能力增强,都重新提出同一个问题:谁控制信息,依据什么规则?

法律的非物质化,也将改变我们与国家的关系。现在,我们能够证明,一套私营的文献架构可以把分散的材料集合起来,加以组织,并通过有时比生产这些材料的机构自身更有效的界面,让它们变得可获取。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消失。它意味着国家必须演变。

在这里,我的立场同样不是意识形态性的。我不想要一个更弱的国家。我想要一个可以理解的国家。一个施加义务却无法清楚解释自己施加的规则的公共权力,会制造不信任。一个让自身规则可以获取的公共权力,则会增加知情同意和民主监督的可能。

很久以后,权力是否可理解的问题,将成为算法国家的核心议题。行政机构越能计算、交叉比对、预测和自动化,公民就越必须能够理解规则,并对规则的适用提出质疑。机器更强大,并不使透明变得更不必要。它使透明变得更加必要。

这种直觉已经存在于这里。因此,把共和国转化为数据,只有在非物质化增强可理解性,而不是产生新的数字祭司阶层时,才有意义。

我一直担心那种结果。用难以接近的机器专家替换难以接近的纸本文献专家,并不构成民主进步。架构必须变得足够合乎人的使用方式,让用户恢复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网络正是在这里逐渐获得另一种意义。

直到现在,我们主要谈论的还是流通:把一辆卡车与一批货物相连,把一家工业企业与一种技能相连,把一个买家与一场拍卖相连,把一个公民与一条规则相连。但在建立这些系统的过程中,我开始理解,网络不只是一种技术基础设施。它正在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互不相识的人可以合作。信息可以绕过传统等级。一个节点的价值,可以较少取决于它的正式地位,而更多取决于它对整体的贡献。权威本身,也可以开始围绕知识和连接能力重新组织。

正是在这个时刻,一种更早的直觉逐渐获得了名字。一个早在它成为结构化项目之前,我就开始发展的词:Netnobility。网络的高贵。不是数字贵族阶层。恰恰相反。

这个想法是:一种新的正当性,可以来自对网络的贡献,而非金字塔中继承而来的等级。在让法律非物质化之后,我们开始明白,我们改变的不只是文献。我们开始改变人类与知识、以及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空间。现在,我将把这种转变称为Netnobility。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阅读进度:第 25 页,共 10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