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 31 / ~12 分钟阅读 / 中文 PDF 页码 299–309
Le Mireur,记忆的考古学
艺术市场的全球记忆
离开沃韦时,我带走的不只是《Mayer指南》的权利。我带走了一份责任。Enrique Mayer交给我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项使命。在最后几次谈话里,他已经不再谈自己。他的目光早已移向别处。他开始向我谈那些先于他而来的人,仿佛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他感到有必要把自身的工作,安放进一段远比个人更广阔的历史。一个名字不断返回。
Le Mireur。
每次念出这个名字,他的声音都会发生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他谈的已不是一本书。他谈的是一座丰碑。
——Le Mireur才是真正的起点,他对我说。没有它,你就永远无法声称,自己正在重建艺术市场的全球记忆。
然后,在长久的沉默之后,他会补充:
——它是缺失的环节。
我早已知道Hippolyte Mireur医生的著作。和每一个在收藏家家庭中长大的人一样,这个名字对我而言,是某种知识遗产的一部分。你不会像发现一本书那样发现Le Mireur。你是伴着它长大的。
但Enrique迫使我换一种方式看它。
他谈的不是今天仍能在大型图书馆找到的那七卷书。他谈的是所有无人看见的东西。
索引卡片。
批注。
通信。
笔记本。
疑问。
修正。
犹疑。
让这部作品成为可能的、活着的思想。他经常重复:
——书只是看得见的部分。留在它背后的东西,甚至更重要。
我于是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坚持。Hippolyte Mireur不只是一位艺术市场史家。他是一名外科医生。一位医学博士。一位受到认可的研究者。一位马赛人。一名共济会成员。一位人文主义者。他属于这样一代人:相信知识永远不应被分隔为彼此孤立的领域。
医学。法律。历史。经济。哲学。
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进入对话。
这种眼光深深打动了我。我在其中认出了父亲自童年起传递给我的东西。Marcel Ehrmann也属于那种传统:一位法学博士,可以与科学家、实业家、神学家或历史学家交谈,而从不觉得自己换了学科。
我在Mireur身上,发现了同样的广度。也突然明白,为什么Enrique Mayer立刻从我们身上认出了某种熟悉的东西。我们三人,各处自己的时代,却属于同一个思想家族。这个家族相信,只有当不同形式的知识相遇,知识才获得真正的意义。
Enrique继续说。他描述Mireur医生的工作,就像讲述一场远征。近半个世纪里,在大约十名合作者的陪伴下,他一场拍卖接一场拍卖地,重建着现代艺术市场的诞生。他研究的不只是艺术品。
他研究人。买家。卖家。收藏家。交易商。最早的实业家。显赫家族。最初的巨额财富。
阅读他的卡片,人们能够看见欧洲大型博物馆的诞生逐渐成形。
卢浮宫。
冬宫博物馆。
公共收藏。
私人收藏。
人们能看见作品像观念一样流通。那个时代,目录仍会列出买家与卖家的姓名。今天,这些信息大多受到保护。而当时,它们是历史的原始材料。借助它们,Mireur追踪作品的生命、收藏的形成、大型博物馆的出现,以及战争或继承之后财富与文化资产的迁移。
我明白,他建立的东西,远远超出一部简单的拍卖结果史。他在艺术市场社会学这个学科诞生之前,就已经将它重建出来。
但Enrique立刻补充:——最非同寻常的东西不在书里。它在留在背后的那些东西里。
数周之后,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当Nadège和我决定寻找Mireur档案时,我们以为自己要去接回一批藏书。我们对即将发现的东西一无所知。还未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场一生中规模最大的文献抢救行动之一。那一天,我终于明白:有些记忆,不能只是传承。首先,必须救下它们。
我以为自己要去取回一批藏书,却发现了一个考古工地。Enrique Mayer警告过我:他并没有夸张。在法国南部,Hippolyte Mireur教授的档案,与我们原先想象的样子相去甚远——我们原以为,那只是几个房间,时间在其中暂停了他的工作。
继承人已经尽了所能。我从不责备他们。恰恰相反。数十年来,他们怀着对一项家族事业应有的尊重,保存着Mireur的原版著作。没有他们,那些书卷也许早已消失。
但不能合理地要求任何人,在近一个世纪中,始终依照科学保存条件,保管数以千计的工作卡片、笔记本、通信、批注目录与准备档案。
两次世界大战过去了。世代相继。住宅更换。生活继续。档案只被放到了安全的地方。有空间就放。放在地下室。附属房舍。旧酒窖。花园工具棚。
放在那些狭小的储物空间里,没有人会想到,那里竟保存着艺术市场史上最重要的文献遗产之一。我们打开一扇门。再一扇。然后第三扇。每一次,都会出现新的箱子。接着还有。再接着还有。很快,我明白,从来没有人真正衡量过仍沉睡在那里的东西有多少。
我至今记得那气味。
旧纸。
潮湿的纸板。
木头。
灰尘。
一种近乎有机体的气味。仿佛所有记忆都还在呼吸。有些地方,湿气已经开始无声地工作。霉菌扩散。孢子慢慢占领某些箱子。棕褐色墨水正在褪色。有些纸页开始粘连。每一个小时都重要。我们已不能只作清点。必须抢救。
我于是明白,我们彻底换了职业。我们不再是文献工作者。我们正在成为救援者。
最初几天,几乎不真实。
我们调来团队。工作人员。临时工。车辆。箱子仿佛没有尽头。
继承人好几次告诉我们:
——等等……那边还有。
我们又出发。另一个地窖。另一个棚屋。
接着又是箱子,又是卡片,仿佛永远不会结束。
我记得自己当时想:
“如果真的想救下这份记忆,我们就必须接受走到底,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人力代价。”
随后的一幕,今天仍让我微笑,因为它似乎如此不可思议。我们需要搬动几十万张极其脆弱的布里斯托尔卡纸索引卡。普通铲子都不合用。它会折弯纸板。撕破卡片。我们找到一个简单得让人意外的办法。
一把雪铲。
它的宽度,使我们能够托起大量文件,而不施加过大的压力。我们轻轻地装满那把巨大的铲子,再将里面的东西倒进运输箱。今天讲起这个故事,许多人以为那是隐喻。不是。我们确实用雪铲救下了Mireur档案的一部分。
到了傍晚,腰背仿佛断了一般。双臂不再听使唤。但没有人想到停下。我们知道,每一箱都可能包含一项独一无二的材料。
一处批注。
一项修正。
Mireur医生的一次犹疑。
一条在任何别处都不存在的信息。
Nadège正是在那时真正接掌了这项行动。她立刻明白,问题不只是文献性的。它正在成为生物性的问题。某些霉菌的孢子可能有危险。纸张仍在继续劣化。我们不能临时凑合。
于是,她组织起一套真正的科学规程。箱子被隔离。污染区域被分开。团队得到防护。流转过程被组织起来。
必要时,我们使用适当的呼吸防护。不是为了制造戏剧效果。而是因为谨慎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此前无人想到的问题。档案的运输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塑料防水布会造成凝露。凝露又会加速毁坏。因此,我们专门改装了数辆车。
湿度必须尽可能保持稳定。档案的运输,几乎如同运送博物馆藏品。就在那个时刻,我明白,我们运输的已不再是纸张。我们运输的是近一个世纪的记忆。我也明白,这份记忆只会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配得上接收它。
当第一批卡车终于抵达Saint-Romain-au-Mont-d’Or时,我明白,抢救并没有结束。我们才刚开始其中最困难的部分。箱子如今占据了好几处空间。运输箱层层堆叠。布里斯托尔卡纸仿佛无穷无尽。手写笔记本,与通信、批注目录、剪报、个人笔记,以及数以千计已无人能准确说明来源的文件放在一起。
我看向Nadège。我们立刻理解了彼此。如果没有方法就开始打开这些箱子,几周之内,我们就会毁掉Hippolyte Mireur教授花近半个世纪建立的东西。我们必须暂时忘记紧迫感。建立一套规程。
从那时起,Nadège自然地承担了这项工程的科学组织责任。我常带着亲昵,称她为“流程女王”。这不只是一个说法。我从未见过另一个人,有如此能力去组织混沌,却不剥去它的灵魂。她看到的不是箱子。她已经看到了整个链条。
隔离。
检疫。
灭活处理。
摄影。
分类。
数字化。
检查。
归档。
每一个阶段都要求下一个阶段接续。没有一个可以颠倒。最微小的错误,都会污染随后的一切。我们进入了一种既属于遗产保护、也属于微生物学的逻辑。孢子仍在扩散。有些无害。另一些则可能危及团队。
于是,我们划分区域。建立流转路线。制定规程。
受损最严重的文献立即被隔离。它们从不直接交到历史学家手中,而是先接受一种实质上可以称为档案医学的处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为什么我的道路那么早就通向了计算机生成图像、数字处理、物理学、光学和矩阵计算?答案就在眼前。这些年学到的一切,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我们最初为计算机生成图像开发的Lumière工作站,突然改变了用途。它们不再制造图像,而开始拯救文字。它们的体量仍让来访者印象深刻。每台工作站占地近三十平方米。
在当时,这是一笔巨大的投入。但这是第一次,它们被用于我一直想做、却尚未明确意识到的事情:让人眼已经无法看见的东西重新显现。
我们逐层展开工作。
可见光。紫外线。然后是红外线、色度滤光、光谱处理、数字重建。
有些几乎完全消失的墨迹逐渐重现。词语回来了。数字。名字。
我们以为已经遗失的批注,再次变得可以辨认。我认出了自己最早从事计算机生成图像时的那些操作。但这一次,我们不再创造图像。我们是在让记忆复活。
撕裂的索引卡片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乍看之下,它们似乎无法修复。让人手工找出属于同一张卡片的碎片,需要耗费多年。于是,我们的数字处理程序开始自动比对撕裂边缘的轮廓、纸张纤维、墨迹、尺寸和笔迹。那些看似注定失落的碎片,逐渐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那时我明白,人工智能并不是随着大语言模型才诞生的。它早已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自动关联那些任何一个人脑都无法独自汇集的信息。
但最难的部分还在后面。现在,我们必须理解。仅仅修复文献,永远不够。还必须知道它在说什么。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正是在这里才真正开始。
我们发现了数百例同名现象。姓名完全相同的艺术家。化名。别名。同一位画家使用的不同签名。还有在职业生涯中刻意改变身份的雕塑家。
战争改变了国界。一位出生时是德国人的艺术家,后来成了法国人。另一位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艺术家,一生从未离开自己的城市,国籍却数度更改。货币也变了。法郎已经不是原来的法郎。汇率随时代而变化。计量单位从英制转向公制。有时,每一本目录都使用自己的术语。
我们很快意识到,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独自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幸好,早在几年前,我们在里昂的团队就已开始构建一套庞大的规范化架构;它后来成为Artprice的一项重要优势。我们已经建立了规范控制表。
化名。
拼写变体。
别名。
地名对应关系。
货币对应关系。
计量单位的变更。
这些早在Le Mireur到来之前就耐心构建起来的表格,突然变得不可或缺。
Mireur博士用他那个时代的工具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现在,我们要让它与我们时代的工具展开对话。但最令我动容的,既不在目录里,也不在卡片中。
而是在笔记本里。数百本笔记本。也许超过一千本。
Hippolyte Mireur在里面记录一切。他的问题。他的犹豫。他的疑虑。他的假设。他的信件。他与拍卖行的往来。他的修正。
有时,仅仅一句话,就足以照亮一个困扰我们多日的难题。
“我相信自己是对的……但还缺少一个要素。”
或者:
“可能的归属判断……有待核实。”
我会久久停留在这些字句前。我不再只是阅读一位历史学家的文字。我是在看一个人思考。看一个人怀疑。看一个人愿意把自身不确定性的痕迹,原原本本留给后来者。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我们修复的不是一本书。我们修复的是五十年的思想。而一个世纪之后,这些思想仍在继续与我们对话。
当他的秘书Frank Van Wilder看到第一批木箱从里昂运来时,他立刻明白,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他看到的不再是自己多年来熟悉的混乱。他发现的是一份已经开始重建的记忆。
卡片送来时已分门别类。批注已经辨识。变体已经标明。
接着,是第一批已经厘清的同名者、互相参照的目录、归组的往来信件,以及已经完成生物稳定处理的文献。
我看得出他的惊讶。起初,他几乎一言不发。他打开档案夹。合上。又打开另一个。他很快明白,我们所做的不只是把档案运过来。我们已经开始重建产生这些档案的智识体系。
我随即认出了Enrique Mayer几个月前脸上曾出现过的那种神情。同样的惊讶与释然交织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里,Frank都认为Le Mireur已经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一座如此庞大的文献之山,没有任何团队能够重新接手。
看到它以这样的方式到来,逐渐井然有序,他明白它的重生终于变得可以想象。我也明白了Enrique Mayer为什么曾对我说:
——你必须说服Frank。
他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Frank身上承载着Le Mireur全部鲜活的记忆。
他熟悉那些方法。
那些习惯。
那些推理。
那些直觉。
他知道Mireur博士在哪里出了错。他也知道他为什么会错。他知道书本无法传递的成千上万个细节。我们想保存的,正是这份鲜活的记忆。
很快,我们的对话改变了性质。我们谈的不再是出版。我们谈的是方法。
当数百位艺术家姓名完全相同时,如何重新开展对其中一人的研究?
如何辨别化名?
如何正确关联以不同签名发表的作品?
一个艺术家一生中所在地区的国界变动了三四次,又该如何追踪他的经历?
每遇到一个难题,就会显露出新的一层复杂性。
1870年的普法战争。
主权的变更。
欧洲的动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备战。
收藏家的迁移。
实业财富的消长。
Le Mireur讲述着这一切。我们只需学会如何阅读它。
货币问题又是另一个世界。法郎。瑞士法郎。各种改革。等值换算。外国货币。旧有单位。英制度量衡。公制体系。
我们逐渐建立起庞大的对应表,构建能够把每一条信息放回其确切语境的数据库。计算机从未抹去历史。它让历史变得可读。
然后是批注。仅凭这些批注,整个事业就已值得。我很快明白,Le Mireur真正的珍宝不在已出版的七卷书中。它们在页边。
在卡片里。
在笔记本里。
在疑问里。
Hippolyte Mireur教授拥有极大的思想勇气。有疑问时,他就写下自己的疑问。某项归属判断在他看来依据薄弱,他就加以注明。认为可能存在错误时,他就标出来。他从不试图掩饰自己的犹豫。恰恰相反。他把这些犹豫传递下来。
这种科学上的诚实深深打动了我。我从中看到了父亲教给我的一切。真正的研究者,不是作出断言的人,而是指出自己所知的边界、说明疑问从何处开始的人。那些批注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不再只是修订Le Mireur。我们是在延续他的思想。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正在回答他亲自提出的问题。
Frank渐渐明白,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替他完成工作。我们是来为他提供继续工作的条件。正是在那时,一个将永久改变我们合作方式的想法浮现出来:在巴黎建立一个真正的科研单位,完全专注于Le Mireur。
在当时,这个决定近乎疯狂。我们部署了专用数据中心。在巴黎与里昂之间铺设专用数字通信线路。法国电信用了几个月才建成这套架构。每一条连接都必须安全。每一个数据库都必须完全同步。巴黎所做的每一项修改,都必须立即反映到里昂的文献数据库中。
今天看来,这几乎稀松平常。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然而,最难的不是技术。最难的是人。
巴黎这边,是满怀热情的历史学家。里昂那边,是计算机科学家和文献工作者。他们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前者以世纪来思考。后者以数据结构来思考。前者看见艺术家。后者看见标识符。
在那几个月里,Nadège承担了整个事业中或许最不显眼、却对其组织运作最重要的工作。她翻译。她连接。她把历史研究的直觉转化为文献处理流程。随后,又让计算机处理流程重新变得能为历史学家理解。她从不试图突出自己,却建立起共同的语言,终于让这两个世界能够一起工作。
那时我明白,我们已经不只是在修复Le Mireur。我们正在发明一种书写历史的新方式。今天回想那段岁月,我看到的不再只是一项浩大的文献工程。我看到的是:几代研究者虽相隔一个世纪,终于开始共同工作的那个时刻。
Hippolyte Mireur。
Frank Van Wilder。
Enrique Mayer。
Nadège。
我们在里昂的团队。
我们的历史学家。
我们的计算机科学家。
所有人都在延续同一项工作。记忆不再属于一个人。它正在成为共同的遗产。那一天,我明白Le Mireur不只是在重生。它正在获得生命。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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