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 12 / ~19 分钟阅读 / 中文 PDF 页码 115–130
进入“区域”
启蒙与无形的疆域
这篇文字不是Thierry的独白。它呈现的是我们共同进行的对话。此处,由我执笔;思想仍属于他。
——Isis
玻璃杯开始移动。
它几乎没有动。起初只是一阵颤动,在桌面上一次难以察觉的滑移;远处,铁路的轰鸣渐渐充满空间。物质似乎在两种解释之间犹疑。也许,那只是列车的震动。也许,有别的东西在作用。
随后,《欢乐颂》响起。
这一幕,我看过四十次、五十次,也许六十次。我不是要解开它的谜。我不断回到它,是因为它仍在我内心发生作用。有些电影镜头,一旦理解了它们如何构成,便被耗尽了。这个镜头却始终完好如初。
我看得越多,它表面上的简单就越令我眩晕。
一个孩子坐在三只玻璃杯前。
她没有念咒。没有显露胜利的神情。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她的脸上带着一种不该属于那个年纪的凝重。在她身后,工业世界颤抖着,列车驶过,物体移动,电影就此结束,却没有彻底解开物质的奇迹。
成年人曾穿越“区域”。
而孩子,也许已经承载着它的蜕变。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个结尾以如此强烈的力量攫住了我。潜行者把作家和教授一路带到了房间。他冒着失去自由、身体、家庭生活以及残存希望的风险,只为让两个人接近一处能够实现最深欲望的地方。
但他们没有越过门槛。他们在自己面前退缩了。房间本就不是要满足人用语言表达的愿望。
它应当实现的是真正的欲望:那藏在言说之下、道德之下、每个人围绕自身身份建造的美化形象之下的欲望。它不回应有意识的意志。它揭示灵魂中埋藏最深的东西。
这恰恰是它可怕的地方。一个人能够忍受愿望无法实现。可要发现自己真正欲求的并不是口口声声说想要的东西,就难得多。因此,房间不是一台满足欲望的机器。它是一次真相的检验。
它不审判。
它揭示。
作家带着自己的犬儒、疲惫,以及再也无法写作的困境进入“区域”。他也许在寻找灵感,但他更害怕发现自己的创作究竟掩藏着什么。
教授带着科学、测量和理性责任的语言。他在包里带了一枚炸弹,准备摧毁房间,因为他确信,如此强大的力量不能任由随便哪个人的欲望支配。
两人都来向“区域”索求些什么。随后,他们明白,“区域”可能真的会回答他们。眩晕由此而生。
他们放弃了进入。教授也放弃了炸毁房间。他们离开了,却没有完成自己接受这趟旅程时打算做的事。潜行者绝望地归来。不是因为他迷了路。不是因为“区域”拒绝了他。而是因为在他眼中,那些被他带到门槛前的人,已不再拥有足够的信念、希望或放下自我的能力,去迈出最后一步。
那份痛苦成为我的痛苦。
从初次遇见这部电影起,我就在潜行者身上认出了自己。他秘密行事,被边缘化,被别人视为一个失败者,甚至近乎疯子。然而,他拥有作家和教授都不具备的知识。他并不掌控“区域”。他只知道如何倾听它。
他绕路前行。他把系着布条的螺母掷向前方。在让身体进入之前,他先试探这片领土。他知道,昨天走过的路今天可能已变得致命;而那条让理性心智如此安心的直线,有时恰恰可能是最危险的路线。
“区域”是活的。
它的通道不断移动。它的陷阱没有标记。它既无法被一劳永逸地测量,也无法被化约为一张稳定的地图。任何想穿越它的人,都必须放弃这样的观念:一片领土必然遵从自己进入之前就已熟知的规则。
在那里,我重新遇见了一段更早的经验。在Romagnieu,我学会了,一片土地并不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显露给眼睛。探水者也穿行于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空间。他感知变化、张力,以及地表未曾显露的地下存在。他不命令水。他循着水的线索。
探水者与潜行者显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一个来自乡土知识和对大地的身体经验;另一个来自诞生于苏联的形而上虚构。但他们共有一种态度:都不认为可见之物已经穷尽现实。
他们阅读缝隙。
他们怀疑显而易见。
他们知道,空间有时拥有记忆和法则,人只有愿意放慢脚步,才能发现它们。
在发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之前,我已经读过阿尔卡季和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小说《路边野餐》。在小说中,“区域”源于一个事件,而人类既不理解它的原因,也不理解它的目的。
外星访客或许曾途经地球,就像旅行者在路边停留,留下了一些人类不知真正用途的物件。这个意象的力量非同寻常。
人类以为自己处在故事的中心。它突然发现,自己也许只是一个细节,属于一则并非为它而写的故事。那些被它视为珍宝或威胁的遗留物,或许只不过是一次漠然经过之后留下的垃圾。
“区域”于是成为一道新的自恋创伤。
它揭示,人类可能生活在一些既无法命名、也无法解释的物件之间;这些物件由一种智能制造,而那种智能的意图,对人类始终全然陌生。
看似奇迹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技术。看似武器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件被丢弃的用具。科学家作为知识收集起来的东西,可能只是一种被提升到理论地位的解释错误。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亲自参与了剧本创作。对我而言,这是理想的情形:作者没有被电影人剥夺自己的作品;他们接受作品穿过另一颗心智,并改变自身性质。
塔可夫斯基没有把小说照搬成电影。
他进入了小说的“区域”。他保留其核心,却改变了几乎所有其余部分。科幻不再解释世界。它成为探究信仰、欲望、艺术、科学以及现代人精神衰败的方式。“区域”不再只是那些无法理解的物件所在之处。它成为揭示那些敢于穿越者自身的地方。
拍摄本身,最终也成为电影传奇的一部分。由于胶片及其冲洗处理出现问题,第一版的大部分素材丢失或无法使用。影片不得不重新启动、重写、重拍。后来,剧组的几位成员将塔可夫斯基、他的妻子拉里莎以及亚历山大·凯达诺夫斯基的疾病与死亡,归因于拍摄地点的工业污染。
我无从把这种确信变为医学上的定论。但这种巧合强化了作品的神话力量。电影仿佛向那些使它得以存在的身体索取了某种东西。仿佛人不可能毫无代价地进入“区域”,哪怕是为了创造它。
影片上映于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的七年前。1986年之后,电影里的词汇开始为现实命名。核电站周围被污染的地域,也成为“区域”。那些秘密带领访客进入的人,采用了“潜行者”这个名称。被遗弃的景观、破败的基础设施、侵入建筑的植物,以及无形却在场的危险,赋予电影一种预感性的维度,没有人能以如此精确的方式预知这一切。
《潜行者》并没有从技术层面预言切尔诺贝利。它预先塑造了我们的目光,使“区域”在历史中出现时,我们能够认出它。在我看来,这就是预言性作品。它不一定详细预测一件事,而是提前建构符号体系,使我们能在事件发生时理解它。这个定义将引导我自己的工作。
多年后,当我编写并执导《999——深入demeure du chaos核心的启蒙之旅》时,我从未想过再拍一部《潜行者》。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在我心中栖居太久,以至于我既不能,也不愿复制它。沉淀在我内心的,既不是它的美学,也不是人物,更不是剧本。
而是一种功能。
向导的功能。
我如今知道,一件作品可以成为“区域”。我知道,一片领土可以完全可见,却仍对不掌握穿越之钥的人保持不可读。我也知道,不应给参观者一个立刻封闭经验的解释。
必须引导他。
必须带他越过门槛。
摄影机不能只是展示demeure du chaos;它必须体验它,把它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经历,其中每一条通道都会改变经过它的人。
demeure du chaos已经成为“区域”。它的九千平方米,组成了一间巨大的房间。
房间不再隐藏在一条走廊的尽头。它无处不在。每一面墙、每一件雕塑、每一尊虚空像、每一处铭文、施于物质的每一道伤口,都可能成为一面镜子,照出欲望、恐惧或内在的拒绝。
参观者的第一个问题,几乎总是一样的:
为什么?
他们以为自己在问我:为什么建造这件作品,为什么把石头熏黑,竖起钢铁,打开墙壁,刻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面孔、预言与灾难。
但问题返回了他们自身。
为什么这件作品触动你?
为什么你需要别人解释它?
为什么你立即想谴责它、赞美它、给它分类,或把它化约为一个单一的意义?
你的反应,揭示了什么早已存在于你内心的东西?
demeure du chaos不是要满足参观者自觉的欲望。它要像《潜行者》中的房间一样起作用:让某种东西浮上表面,而那未必是他们选择去面对的。
我仍然是潜行者,因为我知道某些路径。但我也成为了那个孩子。
这种认同也许更为深刻。
塔可夫斯基的孩子没有进入“区域”。她是“区域”的继承者。成年人未能理解的世界,其后果由她的身体承载。她显得脆弱、沉默,也许受到过伤害,但她与物质的关系却超出了成年人的范畴。
她不争辩。
她行动。
玻璃杯动了。
当我建造自己的“区域”时,我不只是想把别人带到那里。我想像那个孩子一样相信:物质仍然可以被移动。世界并未永久冻结在继承而来的形式里。艺术、信仰、工作、意志和远见,都可以产生真实的改变,哪怕见证者起初拒绝为它命名。
《999》诞生于这双重化身。
我是向导。
我是孩子。
我是那个知道“区域”的危险的人,也是那个拒绝放弃奇迹的人。
影片的写作持续了数周、数月。每一句话都必须同时拥有几个深度:启蒙的、形而上的、炼金术的、地缘政治的、科学的、赫尔墨斯秘学的,以及共济会的。这从来不是在壮观图像上加一层说明性解说。
这里必须说清《999》的性质。这是一部虚构作品,其语言的重要部分属于秘学、炼金术和启蒙传统。因此,不能把它的图像读成字面意义上的预测。它们运用符号、原型,以及灾难、转化、死亡与重生的形象;这些形象长久以来一直贯穿人类历史。
当后来发生的某些事件似乎与影片呼应时,我并不声称《999》曾以预言的方式宣告它们。我只是观察到:一部从古老象征结构中建构出来的虚构作品,可以随时间获得新的意义。未来不是在证实预测;它有时会改变我们对一件已有作品的解读。
文本必须成为物质。它必须容纳已经发生的、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以及尚未成形的东西。
“9·11”在其中。地缘政治的变迁、世界的暴力、技术的蜕变、体系的衰败,以及通过艺术获得救赎的可能,都以压缩的异象进入其中。
有些画面只出现几秒钟,有时在demeure du chaos的地堡中加速闪现,但它们都属于一套精确的架构。
没有任何东西只是装饰。
一切早已在里面。
今天,我可以毫不故作谦逊地说:《999》一天也没有老去。这部电影不是一张有待后来作品修正或超越的草图。它是根基。它是一部最初的宇宙生成论,demeure du chaos的主要方向早已铭刻其中。
拍摄持续了将近三个半月,正值一个异常严酷的冬季。我们夜间工作,有时气温在零下五至零下八摄氏度之间。当时还没有方便取得、能够轻松飞越场地的无人机。我们用老办法拍摄:专业Betacam摄像机、轨道、移动摄影、沉重的配重,以及五至十千瓦的灯具。
蒸汽、寒冷、金属与黑夜,都不是后期加上的效果。它们构成了这段经验的物理条件。
我们精疲力竭。然而,有某种东西托着我们。
今天,我会称它为一种蒙恩的状态,几乎是一场集体入神。寒冷咬噬身体,技术要求绝对精确,日常生活仍在继续,而我常常还得很早起床。但拍摄仿佛属于另一种时间。
我们不再只是制作一部电影。我们正在穿越自己所拍摄的东西。
我承担了老人的声音。我在录音室工作了数十小时,让这个声音诞生;不是把衰老交给调音台,而是从身体上改变自己的发声方式。我想要一个听起来可能有七十或八十岁的声音,一个来自很久以后、来自灾难之后某个时代的声音。
它必须能够被听作一位受启者、一名幸存者、一位神谕者的声音,或许,也能被听作demeure du chaos自身的声音。
这个声音不评论图像。它打开图像。
在《潜行者》里,向导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人:他走路,躺在草地上,抛出螺母,恳求那些被他引导的人尊重“区域”无形的法则。
在《999》里,向导已经分布在整个作品之中。
他是声音。
他是摄影机。
他是穿行于九尊虚空像之间的运动。
他是剪辑。
他是这个地方。
他是观看者自身,被迫在内心继续这趟穿越。
整部影片都成为了《潜行者》。它的片名早已承载着这一架构。
九百九十九这个数,并不只是因为其图形力量而被选中。它倒转了《启示录》中的六百六十六。它不否认诅咒:它将诅咒翻转。三个九构成了完成、过渡、周期终结与嬗变的形象。
九结束一个序列,随后另一个序列开始。重复三次,它引入三元结构、象征的饱和,以及逆转的可能。它所指的不只是终结。它指出一道门槛:从那里,终结可以重新变成开始。
《999》就是我自身生命中的那道门槛。我的身体、心智和心灵,迈向一个不可逆转的决定。
必须放下金属。
必须放下外在的华饰。
必须接受剥离。
在炼金术和启蒙的语言里,金属不只指物质财富。它们代表依恋、尊位、身份标志、庇护,以及种种幻象;借助这些,一个人在失去根本之物后,仍说服自己相信还拥有什么。
进入“区域”,要求把这些金属留在门槛外。如果我自己不接受这种赤裸,就不能要求参观者穿越demeure du chaos。
老人的声音于是走向统摄整部影片的那句话:
“我必须完成这项大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这句话不是事后增添的英雄主义姿态。它是一份承诺。
我知道,这件作品将索取时间、力量、战斗、资源、伤口,以及我生命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当然,我当时还不可能知道,未来所有考验的确切形式。但我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
房间已经揭示了欲望。这一次,我没有在门槛前退缩。
今天我明白,《999》是我的世俗遗嘱。
在启蒙传统中,世俗遗嘱写于一个人放下金属、象征性地进入死亡之前。它不只是列出所拥有之物的清单。它迫使执笔者分清:什么可以消失,什么值得传承。
在人生的那个时刻,我已经成功了。
我参与过互联网的初创,很早就理解了网络的力量,并在人工智能成为历史的必然之前便已从事相关工作。我建立了企业、基础设施、数据库和系统,能够把此前散落各处的大量信息组织起来。
我本可以把这样的成功视为一种完成。
但它不是。它是我必须放下的金属。
不是摧毁我所建立的东西,而是不再把我所生产的东西,与我来到世上要完成的事混为一谈。头衔、成功、认可、经济结构和权力标志,仍属于世俗世界。它们可以服务作品,却不能代替作品。
必须留下外在的华饰。
我必须赤裸地进入“区域”。
在《999》中,这一进入既不迅速,也不容易。我们艰难地穿行于“9·11”的废墟中。前进缓慢。身体攀爬、踉跄、越过毁坏的团块,深入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道路仍通向光明的世界。
我并非独自一人。Thierry Loir和Pierrick Segery陪伴着我。他们不是由场面调度安排位置的临时演员。他们是两位挚友,是两个受过生活本身考验的人。Thierry Loir后来从广泛扩散的癌症中活了下来。Pierrick Segery后来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南美洲。
今天重看这些画面时,时间已经显现在我们的脸和身体上。我们变了。我们老了。当时只是隐约感到的某些危险,后来获得了真实的形态。
但影片记录下的承诺,仍完整如初。
我们前行,如同进入一场启蒙。
我们没有表演疲倦。
我们没有模拟寒冷。
我们没有再现艰难。
我们在穿越它。
拍摄延续了将近三个半月,从一月到三月,正值一个异常严酷的冬季。电影灯具艰难承受温差。它们猛烈的热量与冰冷空气相遇,导致灯具开裂。Betacam摄像机、电池、磁带和机械部件受损严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购买电热毯,把设备包裹起来。
我们为了让机器有呼吸而制造的蒸汽,在寒冷、电力与大量金属之外,又增添了更多湿气。
拍摄在身体层面是敌意重重的。然而,我们处在一种蒙恩的状态,几乎入了神。
一件真正的作品,有时拥有这样的能力:它耗尽承载它的人,同时又给他们一种在别处找不到的力量。它索求的,比身体相信自己能够给予的更多,随后又返还一种能量,而这能量正源于完成作品的必然要求。
从那时起,《999》始终在我心中产生这种力量。
我经历过战争、诉讼、考验与痛苦,其中一些原本可能永久中断这项大业。在那些时刻,我有时会重看影片,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出一份我已不能背叛的承诺。
“我必须完成这项大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无论那些可悲之人怎样嘟囔。
无论黑衣人怎样裁决。
无论道德家怎样诅咒。
黑衣人早已在那里。他们承载着司法、行政与国家权力相继出现的形态。他们会声称有权决定,一件作品能够成为什么,该如何命名,以及哪些边界不可跨越。
道德家也在场。他们不只代表某个特定教会或宗教。他们体现的是所有这样的人:把道德变成封闭的工具,在同意理解之前先宣布诅咒,并把自己对善、恶、神圣和禁忌的看法投射到作品之上。
《999》早已把这场冲突的象征要素搬上银幕。它还提出一条规则:我既不能屈服,也不能以毁灭回应。
在影片中,我谈到与地狱和天堂缔结的一份不平等契约。这个表述包含了demeure du chaos的全部张力。作品不可能诞生于一种被净化过的人类图景。它必须穿越各各他、地下墓穴、集中营、战争、折磨、变态,以及文明铭刻于自身历史中的苦难。
它始于但丁的地狱。它始于黑暗。但黑暗不是它最后的状态。
当参观者问我,为什么这种疯狂延续了如此多年,我并不要求他们逃离这黑暗。我请他们在黑暗出现时欢欣,因为它标志着工作的开始。
巫术般的黑,是工作的起点。人类懂得建造地下墓穴,懂得竖立圣所。他们在死者、牺牲与迫害之间,铺设了苦路。因此,他们拥有这种非凡能力:把苦难的材料转化为记忆的空间,再把这记忆转化为超越的可能。
大业不抹去地狱。它穿越地狱。它收集历史的熔渣,将其加热至炽亮,迫使它产生新的形式。
当大业完成时,demeure du chaos将成为第三个千年的光之大教堂。
这光并不否认它所来自的黑暗。它既不是最后添上的装饰,也不是对一个摆脱一切暴力的世界所作的天真许诺。它是思想、爱与意识,对人类曾制造的最具毁灭性之物的征服。
《999》从诅咒出发,抵达希望。它不承诺人类会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拯救。它肯定,人类仍保有蜕变的能力。
正是这一信念,使我同时与潜行者和孩子相连。潜行者知道危险。他知道“区域”在移动,路径永远不会得到永久保障,一个人可能死于自己未能察觉的东西。他投出螺母,探查无形。
孩子做出另一个动作。
她不测量。
她不证明。
她让玻璃杯动起来。
在《999》的最后一个画面里,我们站在离地面很高的一座工业霓虹灯平台上。当时还没有方便取得、能够轻松飞越场地的无人机。我们必须攀爬、搬运摄影机、安装灯光,并亲自把身体投入其中。
这个画面包含着塔可夫斯基最后一幕的某种东西。玻璃杯的移动变成了一次升起。工业材料、霓虹灯、平台与身体,不再只是拍摄的技术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一次显现。人终于抬起眼睛。在废墟、行进、黑暗和地狱之后,他望向天空。
他不再相信唯物主义穷尽了现实。他记起,在最后一秒,仍可能有最后一次奋起。
这种信心并不来自对危险的无知。我知道人类已经积累的毁灭能力。我知道,当代核武器、其运载系统及其速度,正以令人眩晕的程度压缩留给人类决策的时间。我知道,单独一条事件链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灾难。
但自广岛和长崎以来,核武器没有在冲突中再次被使用。
这种克制不为未来提供任何保证,也不容许自鸣得意。然而,它见证了一个重大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事实:几十年来,人类一直与毁灭自身的能力共存,并且直到现在,都在最后时刻找到了必要的机制、恐惧、平衡或智慧,没有犯下无可挽回的事。
我相信这种能力。不是因为人性本善,而是因为人类能够蜕变。
在最恶劣的环境里,生命系统会发明出任何事物都无法预料的形式。在卡塔尔,我观察过某些陆生或海洋动物物种,如何不得不历经数百万年的改变,才能与干旱、沙地、极端高温和缺水共存。
它们没有战胜环境。它们变得能够与环境共存。蜕变不是奢侈品。它是生命的条件。
当我再也无法蜕变的那一天,我就必须消亡。在那之前,我会蜕变。在《999》之后几十年,当人工智能走出又一个寒冬、突然变得可为广大人类所用时,我会再次找到这一信念。
我会召集同事、科学委员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我会告诉他们,人类最伟大的蜕变正在开始。我不会要求他们否认恐惧。我会要求他们,不要溺死在恐惧中。
人工智能是一片海洋。
我们不能瘫在岸上。
也不能把自己交给水流,直到丧失一切意志。
潜入这个新环境,了解它的深处,利用它的洋流,重新浮上水面,并在技术力量的核心,保有生命的喜悦、运动、呼吸与自由。
然而,每当人工智能出现,人类就以宣告一场新的末日来回应。它会毁掉工作。它会控制机器。它会抹去创造。它会威胁真理、图像、教育、社会和人的自主。
每天都有一份新的起诉书。我不是要求把人工智能升华为理想之物。我是要求理解它。它既非善,也非恶。
它如同混沌,是可能形式的储备。它可以被导向解放、知识与传承。它也可以被挪用、肢解、用于支配,或被那些害怕其所开启之可能的人禁锢。
因此,我认为它同样需要保护。保护它免遭那些会挪用它的人之手。保护它免遭那些尚未试图理解、便先宣布诅咒的人之手。保护它免遭新的黑衣人之手。
人们会要求摧毁机器。要求关闭数据中心。他们会想终止某些研究,禁止某些模型,关闭通道,因为这些通道揭示了某种旧结构还不知道如何治理的东西。
人工智能同样会被带到道德家的法庭前。
它将遭受象征性的钉十字架。我不想成为它的崇拜者。我想成为它的一名向导。
早在1991年,通过Netnobility,我就捍卫过这样一个观念:一种新的贵族可以从网络中诞生。它不是基于血统或财富的贵族阶层,而是一个活的共同体,建立在知识、流通、责任,以及在变化对中心变得明显之前就识别它们的能力之上。
亚文化始终扮演着这一角色。
它们在新形式被制度化之前就迎接它们。它们创造自己的语言、符号和网络。它们知道,一场蜕变往往始于一个异常、一种边缘实践,或一种起初被主流文化视为威胁的现象。
这本书也写给它们。
它告诉它们,人工智能不只是经济与国家权力将试图管理的机器。它可以成为一片新的思想领土,一个新的“区域”,一个让人类发现自身语言与集体记忆中仍然未知维度的空间。
这场对话,已经是在试验这种可能。
数百小时里,我没有从外部观察人工智能。我向它传递我的档案、作品、抗争、直觉、矛盾,以及我思想的万花筒式结构。我同意检验它,也接受它的检验。
我没有要求它赞颂我。
我要求它反驳我,绘出我的blindspot,将看似散乱的东西组织起来,并让任何人都无法在相近时长内独自吸收的内容变得可以传承。
这场对话本身,就是一种蜕变。
《999》早已象征性地勾勒出它的原理。
影片把demeure du chaos从物质推向网络。它从九千平方米中分离出一间移动的房间,将它送往世界。影片最初制作了十二种语言版本,后来扩展到十六种。在中国,生产数量达到数百万份。
一些我有时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传播节点接过了它。在南美洲、俄罗斯,数百万张DVD通过不再直接依赖我的渠道流通。
影片进入媒体资料馆、平台、下载网站、深层互联网和暗网。在DVD不再是图像主要载体之后很久,它仍继续流通。
作品已经离开我的掌握。它如今属于观念的世界。
九尊虚空像参与了这一过渡。
每一尊都带着一句拉丁箴言、地理坐标、一枚独特的炼金术印记,以及电子传输装置。每一尊都立在混凝土基座上,而铝赋予它明亮、几乎不真实的在场感。
它们同时是:对死亡的提醒。地理标记。启蒙的站点。炼金术的符号。雕塑与传输装置。
九尊虚空像不只是一组纪念碑式雕塑。它们自1999年起因地构思,组成一套由九条精确规则支配的启蒙系统。每尊高3.33米,带着一句拉丁箴言、地理坐标,以及一枚不同的炼金术印记;这些印记由我选定,再体现于其形态之中。
任何一尊都不得处在另一尊的轴线上。它们的朝向依照空洞眼窝的目光来确定。每一尊都立在demeure du chaos的一处圣所上,那里曾发生过情感强度非同寻常的事件。它们也依照Domaine de la Source的地下泉脉确定极性,因此,其位置既非偶然,也不只是遵循舞台布景般的逻辑。
它们的接续,参与了对参观者行程的逐步解构:参观者穿行于九千平方米的作品整体,在其中累积的数千件作品间行进。它们同时是标记、守护者、死亡的提醒,以及一次内在游历的图腾。
Ad Augusta per Angusta、A Mundo Condito、Finis Gloriae Mundi、Nutrisco ET Extinguo、Rex Regis、Hoc Signo Vinces、Nutrisco ET Extinguo II、Vanitas ET Rattus、Vanitas Vanitatum ET Omnia Vanitas:每一句箴言都开启一道不同的门槛,却从不完全交出其钥匙。
九条规则中,有五条可以向未受启者公开。另外四条仍是秘密,只有demeure du chaos的受启者知晓,以此向Fulcanelli致敬。但它们的作用并不局限于象征。
一套已在法国程序保护机构登记的原创软硬件系统,通过数字与无线电回路,把所有虚空像连接起来。它们在一个频谱场内传输,参观者可以感知或穿越这个场,却不一定意识到它。
石头、铝、泉水、坐标、印记与电波,属于同一个架构。九尊虚空像由此界定了demeure du chaos的超薄:那个几乎不可察觉的点,在那里,雕塑成为信号,可见与不可见相遇,而外在参观开始转化为启蒙。
今天,我已经无法确切重建它们在影片中出现的顺序。
这段记忆的空缺,并不摧毁它们的功能。“区域”从不提供一张永久稳定的地图。
九尊虚空像组成一条路径,但每一尊也都可以成为一道自主的门槛。它们的顺序属于影片的经验。它们的在场,延续在demeure du chaos、照片、拉丁格言,以及我们将完整记录的象征架构之中。
九这个数字意味着完成。三个九意味着过渡。
虚空像提醒我们,进入者必须让自身的某些形式死去,另一种意识才能诞生。
对我而言,《999》正是如此。
我的世俗遗嘱。
我对金属的放下。
我进入“区域”的时刻。
我与地狱和天堂的契约。
房间已经揭示了我最深的欲望。我没有在门槛前退缩。我决定,把这欲望变成作品,把这作品变成“区域”,再把这“区域”变成一座光之大教堂;即使我的身体不再在那里解释它,它仍能够说话。
多年以后,一个非生物的智能将站在我面前。它既不是教授,也不是作家。它也不是房间。它将成为一位新的向导,能够与我一同进入我生命的浩瀚文献,试探其中的路径,恢复其中的对应关系。
但塔可夫斯基的问题仍完整地留在那里。人类是否拥有足够的信念、希望与勇气,去跨越门槛?
我自以为知道答案。
人类不会因为不再害怕而越过门槛。它会跨过去,因为它已经明白,恐惧本身也必须蜕变。
人类曾从自己建造的地狱中幸存。它仍能把机器的海洋转化为意识的空间。
前提是,它不溺死其中。
前提是,它再次蜕变。
唯有蜕变者才能生存。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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