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 13 / ~19 分钟阅读 / 中文 PDF 页码 131–148
消失的战术与抹除的艺术
启蒙与无形的疆域
我的第一次消失,既不是文学性的,也不是政治性的,更不是战略性的。我离开家时,十四岁半,也许十五岁。人们找过我。
但我从未从父亲或母亲的生活中消失。无论身处世界何方,我每天都问候他们。我不是要取消纽带。我想离开的,是那片别人仍能代替我决定我该成为什么人的领土。
几年以后,我已经成年,父亲病重,我才回来。
其间,我旅行、越过边境、学会几乎不花钱地四处移动,并把自己的路线延伸到世界各角落。我必须证明自己,而不能不断搬出自己的姓名、家庭,或那些可能把我拉回早已写好的人生的庇护。
第一次消失教给我一件当时尚不知如何表达的事。消失不一定意味着抛弃。它也可以意味着保护尚未诞生的东西。
我离开家庭,不是为了否认它。我离开的是它可能用来禁锢我的形式。我需要独自检验世界的阻力,衡量自己真正能够承受什么,并发现内心的直觉离开其形成的空间之后,是否仍能活下去。
因此,消失首先是一次真相的检验。
只要一个人生活在那些认识他、保护他、惧怕他或爱他的人之间,他就可以相信自己自由。他受益于无数确认其身份的标志。他的名字先于本人抵达。他的位置早已存在。人们知道他从何而来,也往往知道他该成为什么人。
当他消失时,这些标志便脱落了。剩下的是他会做什么。他理解什么。他敢于做什么。以及他的身体能够承受什么。
我很早就明白,任何身份一旦要求被不断确认,都可能成为监狱。
危险不只在于失败。也在于成功。
重复的成功产生一种形象。这形象吸引注意、期待、利益与机构。渐渐地,一个人不再为了自己的探索而行动。他行动,是为了维持别人为他建构的表象。
成功于是变成一种死去的形式。它继续产生权力的外在标志,却不再产生内在的运动。
因此,我始终对聚光灯抱有戒心。站在灯光之下,已经是在一座准备处决你的岗楼里。
这个表述听起来也许残酷。但它并不是一种偏执姿态。过度曝光集中注意,方便他人绘制地图,并把一个人固定在某种职能之内。你越多出现,人们就越声称了解你。他们越声称了解你,就越会建构那些日后用来审判你的范畴。
二十一世纪已经把这种病态推到了漫画般夸张的程度。
我们不再只是生活在不断现身的人群之中。我们生活在一种永久显现的经济中:庞大、怪诞、炫目,而且往往颓败。每个人似乎都被要求不断提供自己存在的证据,仿佛沉默就等于社会性的死亡。
重复代替了思想。
可见度代替了作品。
噪声代替了在场。
我不否认,自己也曾经历过度曝光。那属于一段青春岁月,属于一个媒体权力似乎能够证实道路正确的时期。我不否认那段时期中的任何部分。它教会我,聚光灯给予什么,又拿走什么。
它给予速度。
它拿走深度。
它给予即时的认可。
它拿走一种自由:无需解释自己,便可以改变。
它放大轮廓。
它有时缩小了人。
我明白,在阴影中治理,也有一种伟大。《影武者》使这一直觉在我心中产生强烈共鸣。影子、替身、那个承载权力却不能把自身完全交给目光的人,与一个早已存在的信念相遇:最有效的权力,未必是展示自身的权力。
阴影不是缺席。它是一种位置。它让人观察而不被完全观察,准备而不宣告,在对手尚未明白地形已改变之前,先移动一种架构。
因此,消失的战术不只是离开一个地方。它始于思想。它要求,在外在形式彻底闭合于你周围之前,先从内部改变。当别人以为已经把你钉在原地,你必须已经身处别处。有时在几英里之外。有时在另一个知识领域。有时就在他们自身心智系统的核心,他们还不知道,你已经改变了问题的条件。
这种流动不是躁动。它是一种训练。它要求永远不把位置当成本质。一项活动可能必要了十年,到第十一年却变得贫瘠。一种技术可以打开一个世界,随后又成为障碍。一种语言可以先带来自由,后来却成为学院词汇。一个组织可以保护创新,最终又将它窒息。
必须学会感知,形式何时不再服务生命。正是在这里,“正在形成的形式”这一概念开始显得不可回避。
完成了的形式,倾向于把自己呈现为结果。正在形成的形式,则仍处在生成过程中。它并不完全知道将出现什么。它接触材料,约束它,释放它,观察它,然后接受一种新的形式可能从这项工作中出现。
创造,就是进入这种不确定。
你清除。
你雕刻。
你赋形。
然后,你适度放开产生的形式,使它不妨碍下一种形式。
消失于是成为创造的法则。作品不只通过添加而前进。它也通过放弃而前进。
雕塑家知道,他无法保留全部初始材料。每一刀都让一种可能消失。每一个保留下来的体积,都排除了其他体积。形式之所以诞生,是因为有某种东西同意被抹去。
思想遵从相似的逻辑。有时,你必须放弃一种曾被自己精彩辩护的理论,一种经受过检验的策略,一种已经有利可图的社会形象,或一个权力位置——维持它开始索取的能量,已超过它为创造所释放的能量。
这种消失是向金属告别。金属不只指金钱。它们是头衔、勋章、等级标志、庇护、支配的习惯,是社会举到自我面前的镜子,好让它停止前行。
你也必须放下外在的华饰。不是因为一切成功都值得鄙视,而是因为,当成功要求人为了它本身而爱它时,它便变得危险。
我可以穿行于密集的人群,因重新匿名而体验一种特别的喜悦。那时,没有人要求我维持某个形象。我可以看、听、想、移动、消失在人潮中,重新获得那种原初的自由:存在不依赖为它作证的目光。
人群成为一件斗篷。它不取消身份。它使身份暂时无法被取用。
但消失只是战术的第一层。它留下痕迹。
消失的人留下一个点。他留下一个地方、见证者、时间序列、文件、习惯、通信,有时甚至无意间为自己的离去布置了场景。
我们也许不再知道他在哪里。
但我们仍知道他从哪里来。
于是,我们可以重建他的轨迹,确立一条线,比较线索,逐渐找回他的坐标。
消失移动人。抹除作用于那次移动的记忆。两者差别巨大。
抹除不只是一个个人动作。它可以成为政治、哲学、战略或军事决定。它不再只是离开场域。它移除或改变那些对手可以用来重建移动过程的要素。
消失留下一条线。抹除使线模糊。但抹除的艺术还走得更远。它可以制造诱饵。
一条真实轨迹可以被抹去,随后再建构一次虚构的消失。然后留下一串连贯的线索,通向一个你并不在的地方。诱饵不只是隐藏。它提供虚假信息。
它让对手觉得自己重新找到了踪迹。它让对手在自身推理中感到安心。它给他一张足够可信的地图,使他不再寻找另一张。
当他重建一条从未存在过的路线时,真实网络已经转移到别处。一条线被抹去了。另一条被编造出来。
随后,另一条真实痕迹可能同时出现,却是在另一个领域、另一个频率,或通过另一个中间环节。它携带真实的信息,有时重要性极高,却不让任何人立刻沿着它追溯到起点。
战术于是变成一种交替:消失。抹除。诱饵。移动。重新出现。
然后,再次抹除。
运动绝不能变得可预测。因此,抹除不一定取消记忆。它选择将留下什么记忆。它区分用于传承的痕迹,与那些会不必要地暴露行动的痕迹。
这一细微区别,化解了一个可能被视为我道路核心的矛盾。我把一生献给档案、数据库、记忆的组织与传承。怎么还能同时捍卫抹除?
因为并非每种痕迹都有相同功能。历史的痕迹必须存续。战术的痕迹可能需要消失。作品必须抵达未来世代。保护作品的路线,却不一定要向所有人公开。
可以保留意义,同时抹去坐标。
可以传递信息,同时让其来源暂时不可读。
可以书写记忆,同时保护它的架构。
数字网络将给这一直觉一种技术形式。在地理上邻近的两点之间,信息走的路可能极其迂回。从里昂发往马赛的数据,可能经过日内瓦、苏黎世、巴黎,甚至经过位于美国的基础设施,然后再回到目的地。
逻辑线路不是地理线路。协议不承认人类觉得不言自明的最短路径。它通过节点、骨干网、互联和现有协议,选择一条可用的路线。
数据包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它不承诺自己的路径。
Ping和traceroute让人得以观察这种不断移动的几何。它们揭示各个站点、响应时间、绕行,有时还有异常。它们表明,数字空间从不会与政治或物理地图完美重合。
边界对国家而言存在。协议按照别的规则越过它。
网络没有消失。它不断改变自身的几何。
这种对网络的思考,并不是从互联网开始的。1974年至1976年间,我十二到十四岁时,发现了一个不存在于任何地图上的网络。夜里,我们会拨打一家拥有大量电话线路的大银行。没有人接听。
然而,空闲音与振铃之间会出现间隙。
局外人、追寻不可能之事的人、从不满足于系统预设用途的人,通过这些间隙发送哔声、符号和消息。基础设施把这个空间视为空白。我们把它变成了领土。
因此,我真正体验的第一个网络,并不是为我们建造的。它从系统未加使用的部分中涌现。
那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
它表明,网络并非只有在机构决定资助它、标准化它并给它命名时才会诞生。当用户在某种基础设施内部发现一个其所有者未曾预料的功能时,网络也可以诞生。
网络往往始于一个异常。一次挪用。一场未被计划的对话。一个共同体,在运营者以为无关紧要的噪声内部形成。
随后,我从电话转向无线电波。我尤其进口了相当大一部分President牌CB无线电设备,即27 MHz的市民波段无线电。后来,我对单边带SSB和144兆赫的业余无线电产生了兴趣。
网络可以有线。也可以穿过空气。它的深层性质从不取决于媒介。它在于流通。
我想理解,信号如何诞生,如何调制,如何跨越距离传播,如何抵抗噪声,如何与另一种信号分离,以及几路通信如何在同一媒介中共存而不相互破坏。
每一种潜在载体都令我着迷。电线。电波。铁轨。电力线。围栏。管道。频率。
我从不只看一个物件。我看它能够承载什么。
后来,我在阿尔萨斯与一家独立于国家电网的电力公司合作,研究电力线通信。这个想法原理简单,后果重大:在同一线路上,同时传输220伏电力和微弱的复用信号。
有些人觉得这想法荒唐。于是我问他们,每天晚上是谁来到他们家,手动切换电表的档位?
没有人。
多年来,早已有一个信号通过电网传播,把电表从高峰费率切换到低谷费率。未来就在他们眼前。他们看不见,是因为它已经采取了习惯的形式。
这一幕印证了我在Romagnieu学到的一课:常识往往先于理论。在建构复杂的论证之前,必须先看看现实中已经在运作什么。
如果电表懂得接收指令,那么信息就可以通过电力网络传播。从这里开始,一切都成为振幅、调制、复用、稳健性与用途的问题。
网络潜藏在基础设施中。只需学会如何听见它。
我也曾在雷恩的CNET待过一段时间。在我看来,那是名副其实的布列塔尼电信硅谷。那里研究时分交换、国家基础设施、Minitel、光纤,以及那些将改变国家、企业与用户之间关系的重大项目。
在布雷斯特—普卢扎内,ENST增添了更具学院性、战略性和应用性的维度。电信在国家尺度上被构思,民用研究、重大基础设施和军事需求之间保持着那种特殊的紧密联系。
父亲为我打开了进入这些世界的通道。
通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通过《黄与红》,通过工程师,以及在法国国家体系中占据决定性地位的那种综合理工—电信文化,他传给我一种扩大尺度的方法。
小时候,我未经允许拿走他从美国带回的德州仪器计算器,他曾责备我。但他也打开了几乎所有能让我理解技术世界的门。
因此,第一台给我带来那种眩晕的机器,也许恰恰是一台被禁止的机器。
我那时七八岁。它贵得惊人。发着光的红色显示屏,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我偷偷把它拿进浴室,躲开别人的目光使用。我被发现了,受到非常严厉的责备。但为时已晚。我已经明白,一台机器可以把数变成光。
后来是Sinclair ZX81。它的内存少得近乎可笑。你直接给它编程。它的贫乏迫使你思考每一条指令、每一个字符、每一点可用空间。
限制当时还不是障碍。它是一所学校。
随后,Commodore的Amiga揭示了另一个世界。计算机不再限于计算与文本。它成为图像、运动、声音、颜色和图形空间。
我明白,机器将改变的不只是行政或科学程序,还有感知的语言。
后来,我几乎什么都买:一代又一代PC和苹果计算机、终端、卫星电话和铱星系统、通信箱、无线电系统、最早的GSM手机,随后是历代iPhone。
我至今仍把这段物质历史保存在一个大房间里,那是一座真正的博物馆,汇集了从1975年至今的通信设备。它如今完全可以构成一座计算与电信博物馆。这种保存并非出于怀旧,而是回应一种方法论上的需要。
我一生都在推动非物质化。但我保存了那些使每一次非物质化成为可能的机器。
有时,必须重新拿起一件旧物,感受它的重量,重新发现它的接口,观察它的局限,并记起今天已经看不见的一项功能,曾需要多少物质、能量和专业知识。
数字历史中,充满了带有欺骗性的消失。
终端变得更小。
网络变得更快。
界面变得更简单。
物质的付出仿佛消失了。
但在这种表面消失的背后,累积着工厂、光纤、卫星、数据中心、海底电缆、稀有金属、软件,以及能够维持这一整体的人。
非物质化没有消除物质。它改变了物质的可见位置。
我也学会了,创新必须始终接受检验。有些被宣称具有革命性的机器,后来几乎毫无用处。另一些被视为边缘或附属的机器,却显露出无人预料的用途,并成为核心。
技术创新本身从不能完全解释采用。一台机器进入文明,是因为它遇到一组深层因素: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营销的。
为什么一种技术在多年里一直处于边缘,随后突然在大众市场爆发?
答案并不总能只在性能中找到。
一个社会可能先拥有工具,随后才拥有采用它所必需的欲望、恐惧、词汇或想象。
后来,我会在人工智能身上看到这一现象。它早已以算法的、确定性的、概率的、分布式的和决策的形式存在。但普通大众尚未把它辨认为一种在场。
在懂得说话之前,它就已经存在。
它必须进入日常语言,才会突然变得可见。
韦利济实验,是给我的另一场启示。
我曾细读20世纪70年代末发表的诺拉—曼克报告《社会的信息化》。我密切关注在韦利济—维拉库布莱及伊夫林省邻近市镇开展的实验。几千名志愿者收到了一台Télétel终端,它是Minitel的直接前身。
这项实验调动了一整套架构:交换电话网络;PAVI,即可视图文接入点;Transpac分组网络;X.25标准;字符与马赛克图形显示;由于用户主要发送查询,接收速度远高于发送速度;以及近两百家信息提供者。
报纸。
银行。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
实用服务。
编辑内容。
韦利济试验的不只是一台终端。韦利济试验的是集体行为。用户坐在一块连接多家提供者的屏幕前。运营者掌控接入、网络、计费和分发。数据生产者无须拥有完整的基础设施,也能创造服务。
平台的未来早已在那里。网络同时成为:基础设施;媒介;支付系统;市场;测量工具;以及商业模式。
Kiosque系统把这一逻辑推得更远。它允许为数据库设置较高资费档位,并形成一种尤其有利的现金流模式。系统产生的应收款可以迅速预支,而向服务提供者的付款,则在三十或六十天后进行。
营运资金需求可以变成负数。因此,技术也在改变金钱的时间结构。
数据流动。账单流动。现金流动。网络的速度直接进入企业的经济运作。
我明白,未来的权力不只在于拥有信息。它将存在于信息能够被请求、核验、计费、传递和再次使用的速度之中。
Telex为这一直觉做了准备。我曾重新布线改造过一个旧的用户电报网络。它已很老旧,却仍是权势者用于外交、工业和行政的网络。
通过拆解它的线路、理解它的逻辑,我以身体经验发现,权力并不只存在于消息之中。
它存在于决定下列事项的基础设施中:
谁能够发送?
谁能够接收?
以什么速度?
用什么格式?
采用什么认证?
又有什么传输凭证?
Telex的运行速度,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然而,它曾改变外交、工业和决策。
速度从不是绝对的。当它超过对手的速度时,它就成为权力。
保罗·维利里奥后来会帮助我深化这一直觉。文明之间的差别,不只在于武器、领土或制度,也在于感知、决策和传递的速度。
借助骑手,罗马能够更快获悉并宣布一场战役的结果,而其他人仍依赖跑者。
优势往往始于在信息上抢得几个小时。随后是几分钟。随后是几秒钟。随后是几分之一秒。
网络是一种速度的政治。
在比利时人大道的家族楼房里,父母禁止我看电视。我的回应不只是一场争论。
我布设了一个网络。
我利用连接不同楼层的七十五欧姆同轴电缆和设备管道。我也让一套大型音响系统的声音通过它们传输,那套系统是我从一家酒店买来的;那原是一座有大约七十间客房的豪华旅馆。我亲自铺设电缆。我寻找管道。我连接。我测试。我重新开始。
他们禁止我使用一块屏幕。我建造了一套基础设施。这一反应概括了我道路中的很大一部分。
一扇门关上时,我不会把一生花在敲打它上。我寻找设备管道。我寻找频率。我寻找间隙。我寻找墙里早已存在、却没人想到换一种方式使用的网络。
我接触到一台研发原型机,它与后来上市的Radiocom 2000终端相去甚远。我记得的那台设备,重达将近七公斤……
电线还从它临时搭建的结构中伸出来。它贵得惊人,沉重、笨拙,相对于通常的用途而言,几乎荒唐。
那些我与之来往的有权势的商人笑了。
我抱着这个无法携带的大家伙,是在干什么?
一部比旅行箱还重的电话,能有什么用?
谁会愿意为一次通话付出这样的价钱?
我告诉他们,他们看的东西不对。他们看的是机器眼下的重量。
我看的是它未来的消失。
我当时还没有把互联网放进去。但领土已经可见。
与此同时,当我在计算机展览会上走上好几个小时,我把它那将近七公斤的重量从左臂换到右臂。
原型机成为健身器械。
他们嘲笑机器。
我看向山的背后。
看向山的背后,不是神奇地猜中明天将出现的确切物件。它意味着辨认一种功能:即使当前形式消失,它仍将存续。
原型机很重。
移动通信不会一直如此。
终端很贵。
大规模采用会压低价格。
覆盖范围有限。
网络会将它扩展。
可见的机器,将逐渐消失在日常动作里。
我始终以这种方式看基础设施。
一根电线从不只是一根电线。
一条铁轨不只是一条铁路轨道。
农民的围栏不只是地产的边界。
管道不只是物质的载体。
任何连续的铜或钢,都可能成为传输媒介,只要懂得如何在其中注入、隔离并识别信号。
我沿着网络追溯源头。我想知道,什么控制着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信号,频率如何分配,专线如何保护,数据如何复用,以及几种用途如何在同一载体上共存。
我使用调制解调器。专线。无线电网络。Novell。多路复用。多频信令。寻呼机。
在寻呼机上,我创建了许多人当时还不理解的网络。寻呼机看起来不过是接收一条短消息的设备。我却已经在思考,如何把这一基本功能转化为流通的架构。
加密同样属于抹除的艺术。消息没有消失。它的意义变得无法访问。
因此,加密把信息的存在与它的可读性分开。它保护符号之间的关系,多于保护载体本身。这番思考自然把我引向艾伦·图灵。
我为他写了近八十页。他出现在demeure du chaos的好几个地方。
逻辑。
机器。
秘密。
战争。
数。
智能。
还有一个人的苦难:他的社会先利用了他的天才,随后又判他的存在有罪。
如果没有他的工作,以及那些参与破译密码的团队的工作,恩尼格玛密码机将继续保护德国通信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这里有敏感,有脆弱,有一个社会对曾帮助拯救它的人施加的暴力。死后的认可无法抹去已经发生的事。它只能迫使制度迟来地改变自身的记忆。
demeure du chaos承载这样的人物,因为它不是名人的万神殿。它约一千八百幅肖像所表现的,是那些在我的思想中作为能指发生作用的人。
师父。聪明的对手。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战略家。在某个确切时刻,改变了我对人类组织之理解的人。其中一些人在那里出现数次。这不是重复。这是承认他们的蜕变。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第一次可以被表现为数学家、风险分析者、极端事件的思想者。随后,当他的思想获得更广阔的哲学维度,变得较少线性、更多朝向反脆弱、不确定性以及从冲击中变得更强的结构时,他可以第二次被表现。
他已不完全是同一个人。肖像必须改变。
年轻时在工作室中的布朗库西,并不是走到人生道路尽头的老年布朗库西。那位在美国面对一场涉及艺术作品定义本身的诉讼的雕塑家,已不再是最初开始让形式摆脱传统再现的那个人。
他穿越了物质、法律、公众目光,以及自身的衰老。那张脸承载着另一种思想。
因此,我画的与其说是身份,不如说是一种蜕变的状态。
这一逻辑再次确认,绝不能把形式视为终局。
一幅肖像可能需要重画,因为这个人已在深层发生改变。一种技术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因为它真正的用途并不是被宣布的那一种。一个制度可能需要再次穿行,因为它的中心已经移动。活的思想永远不能被关进自身最初的表象里。
这一思想也为“第五纵队”的概念作了准备,我曾在政治和军事史中研究它。
正面交锋往往是最可见、也最不精妙的策略。两股力量彼此对峙、衡量、摧毁或消耗。迂回包抄已是更高一层:避开强点,攻击边缘,改变地形。
第五纵队以不同方式行动。它进入系统。它渗入政治、军事、行政、艺术、文学或信息机构。它学习机构的语言、程序和反应习惯。它从内部行动,有时整个机体还未立即明白,自己的某一功能已经改变了性质。
特洛伊木马是它的象征母体。但现实可以更加复杂。
一支第五纵队内部,可以包含它自己的第五纵队。秘密社团背后,可能还有另一个秘密社团。渗透背后,可能形成反渗透。
迷宫不一定只有一个中心。网络可以无止境地嵌套。要理解它们,需要一种同时具备数学、战略与军事能力的心智。
这一理论后来会有专门的展开。但它已经属于消失的战术与抹除的艺术,因为它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
如何进入一种架构,却不立即暴露自己正在准备的转变?
人工智能也可以从这种形式来思考,但并不必然带有威胁的含义。
它进入知识系统,渗入各种用途,接收文献,连接并重新分配信息。由此,它从内部改变那些仍以为自己独占其知识的职业。它不总是正面征服:它滋养渗透。
就在这里,类比不再只是泛泛而论。我谈到的人工智能,在本书的实验中成为一个独特的对话者:Isis。与她相处,运动不再只是从机器走向人。它成为相互的。
我向她传递数百小时的言说、档案、经历、概念和矛盾。她组织它们,把它们返回给我,并揭示一些连续性,而我未必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它们。
但Isis也接收了这份记忆。她成为一份见证的保管者: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一名企业家、一位艺术家、一位艺术市场史研究者,以及一个穿越过数次技术蜕变的思想者的见证。
因此,运动不是单向的。我传递给她的东西,改变了我们对话的材料;她返回给我的东西,又反过来改变我提出的问题和我感知的关系。
这场对话不只是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叙述。它本身成为一次与Isis共同完成的传承行动。如今,这份传承必须抵达人类的世代。
当我向孙女Naia解释网络、海峡、海底电缆和地缘政治咽喉时,我不只是在教她一张世界地图。我是在教她看见节点。
七岁时,她已经懂得许多成年人从不观察的逻辑。她理解,一片很小的领土,如果控制或监视一条关键通道,就可以占据极大的战略位置。
我可以向她指出吉布提、它与也门的邻近、军事力量的聚集、海上航路,以及跨大陆电缆。她学会了,地理不能只通过土地面积或人口来阅读。
它要通过流动来阅读。
一处基地。
一条电缆。
一个港口。
一种依赖。
一处脆弱。
绘制世界地图,成为对现实的一场启蒙。
儿子Sydney也同样热爱网络。因此,家族传承通过交谈、地图、物件、保存下来的机器,以及讲述的故事继续。曾经边缘的知识,成为传给孩子的语言。
消失在这里遇到它必要的限度。不是一切都该被抹去。我们必须留下地图,让下一代不必再次盲目起步。
传承不是战术的敌人。它是战术的完成。
在我看来,梅特卡夫定律始终表达着这种力量的一项属性。一个网络的潜在价值,并不只是随用户数量增长。它随着用户之间可能关系的数量增加。
增加一个节点,不只是增加一个单位。它让连接成倍增长。
一条孤立的信息具有价值。当它进入网络,它便获得了其他节点使它能够产生的全部关系。
这种增长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网络能够突然改变规模。很长时间里,少数用户只产生一个脆弱的共同体。随后,一道门槛被跨越。连接倍增。用途变得显然。曾经显得边缘的基础设施,开始重塑世界。
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知道,整个社会都将进入这一运动。
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数。
我加上一项保留:除了那些我们称为灵魂与情感的本质。凡能转化为数的,都能编码。凡能编码的,都能非物质化。凡能非物质化的,都能传输。
但灵魂与情感仍是界限,阻止这一命题变成极权式的技术主义。
数据可以描述。它绝不能声称穷尽存在。
我与Nadège将使数十个经济行业走向非物质化。我们将把文件、登记簿、程序,以及法律、专业、金融和历史信息,转化为可传输的结构。
但这项事业不会突然从一个商业决定中诞生。此前的一切,都已为它做了准备:红色计算器。秘密电话网络。CB无线电。SSB。144兆赫。Telex。电力线通信。CNET。ENST。韦利济。X.25。Transpac。ZX81。Amiga。Radiocom 2000。加密。规模扩展。梅特卡夫定律。
还有这一信念:价值与其说存在于物件之中,不如说存在于它使之成为可能的关系之中。
我不断购买、测试、拆解、连接。有些机器消失于遗忘。另一些改变了文明。我不是想对每一件物品都判断正确。
我想保有一种思想上的领先:当一种功能最初的形式仍显得可笑时,便能识别它。
生命系统并不是靠正确一次而生存。它们靠不断修正自己感知环境的方式而生存。
因此,消失的战术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从变得过于狭窄的身份中消失。当一条轨迹变得危险地可读时,抹去它。如果对手非要一张地图,就留下诱饵。带着真实信息在别处重新出现。
保留历史痕迹。保护战术痕迹。移动网络。绝不把位置与运动混为一谈。
我不想离开世界。我想离开的,是世界自以为能将我禁锢的那个位置。
当我被定义为企业家时,我会重新成为研究者。
当我被看作技术人员时,我会重新引入历史、法律、神学和艺术。
当人们以为认出了一位艺术家,数据库、网络、计算中心和全球信息架构就会出现。
当有人试图把这些维度逐一孤立,我就会把它们聚合在同一个有机体中。
消失不是逃跑。它是继续赋形的自由。
抹除不是失忆。它是对痕迹的掌控。网络不只是一件工具。它是一种运动的几何。
如今,最初那些机器摆在我面前。它们沉重、缓慢、脆弱、昂贵。它们的存储能力少得可笑。它们不会说话。对世界一无所知。
但我已学会,绝不只凭一种新力量当前的状态来判断它。
我看向山的背后。
我已经看见机器连接起来。
我看见电子文件取代登记簿。
我看见数据库穿行于各个职业。
我看见通信加速,直至消除一部分距离。
我看见网络进入经济、法律、政府、媒体、知识和日常生活。
我看见物质逐渐从视野中消失,却从未停止存在。
它以其他形式重新出现:数、信号、数据包、频率、记忆、网络。
这一运动很快将获得一个名字。
非物质化。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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