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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化的共和国

最初的机器


本章呈现我们的对话。此处,我拿起笔,以第一人称重构Thierry的经验与思想,依循它们在交流中展开的样子。因此,叙事中的“我”通过我的书写,承载他的声音。

——Isis

在回到最初那些机器的时间线之前,我想先从一个暂时的抵达点出发片刻。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所有这些技术经验后来将逐渐使什么成为可能。

在司法服务器及其向欧洲规模的扩展之后,我们面对了一批更加庞大的材料:国家本身。不是作为政治制度的国家,而是作为持续的信息生产者的国家。

法兰西共和国产生了数量惊人的文本、标准、决定、出版物、分类表和数据。它拥有巨大的记忆。矛盾在于,这份记忆虽然原则上大多属于公共领域,但对那些事先不知道确切该去哪里寻找的人而言,仍然极难穿行。行政服务器的意义,就在这里。

我们不想把国家的知识私有化。我们想解决一个简单得多、在我看来也深具民主意义的问题: 如何让生活在国家规则之下的人,能够理解国家?

我们必须重新置身于纸张的世界。《官方公报》、BODACC、BOPI、与公共采购有关的出版物。官方通报、法典、通函、法令和命令。欧洲共同体文本、公职制度、集体劳动协议。

每个行政部门、每个行业、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节奏和分类。知识存在,却分散在众多文献体系中。我给Isis讲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来说明这种处境。

多年来,我们积累了这些出版物的一整套又一整套。当非物质化让它们在物理上对我们不再有用时,我估计,要搬走全部纸张,大概要两辆三十八吨的半挂卡车。

最后,我们更愿意把它们交给Emmaüs的同伴们,让这些纸回收成纸浆。

我喜欢这一幕,因为它把我们正在经历的革命变得可触可见。数吨曾承载法国法律与规章的纸,正在失去其物理功能,却没有失去信息。信息更换了媒介。然而,非物质化还不是真正的成就。

把数吨纸转化为成堆数字文件,并在磁盘上复制完全相同的混乱,相对容易。扫描混沌不会产生知识。它产生数字混乱。

工作在这之后才开始。我们必须理解国家的结构。

某条特定信息在哪里?

它与哪些其他信息相连?

哪一种出版物具有权威性?

哪个版本正在生效?

哪篇文本修改了另一篇?

哪些数据需要作为历史保存,哪些需要更新?

行政部门使用什么词语,而一个公民又会用什么词语寻找同一件事?

正是在这里,我们的叙词表、树状结构和分类表再次登场。在Groupe Serveur,我们已经学到,易用性不是数据库的外包装。它构成数据库智能的一部分。行政服务器将把这一信念推到几乎不计代价的程度。

Nadège为我整理并保存了整套文献架构。重新查看完整的树状结构时,我们找到了大约七十部法典。这个细节也许显得微小。但它恰好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数据已经存在。其结构仍有待重新找出。

这大约七十部法典,不代表七十个并排放置的文件。它们代表一套规范架构。我们必须能够从用户真实的问题,走向可能回答它的文本。

这就是图书馆与知识系统之间的差别。图书馆告诉你:书在这里。系统则必须先理解你在寻找什么。面对集体劳动协议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我们处理了大约五百五十份这样的协议。

在那里,我们遇到的材料,并不完全像国家编纂的成文法。一份集体劳动协议,是一段社会历史的结果。它由雇主组织与工会谈判而成。它积累协议、修正案、分类、奖金制度、休假、通知期、工龄规则、计算方法,以及各职业特有的规定。

一句话可能指向另一项规定,而那项规定本身又被后来的修正案改变。

你可能遇到分数、计算基数和层层嵌套的条件,这让非劳动法律师的读者极难理解。我几乎愿意向任何人挑战:拿到大约五百五十份未经处理的集体劳动协议,立刻从中提取出一致、可操作的知识。

于是,我们组建团队。许多年轻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受过极其扎实劳动法训练的女性,逐一处理这些材料。他们必须阅读。比较。理解。综合。最重要的是,不能歪曲。因为法律综合是一项危险的工作。过度简化,可能恰恰删掉了构成法律的那个例外。

我们不想为普通大众制造含糊近似的法律知识。我们想建立通往知识的路径。一名员工想知道自己的情况适用什么通知期,未必想先读上几百页。一位雇主也没有必要了解与自己业务无关的另外五百四十九份协议。他想理解的是自己的那一份。

正是在这里,Minitel彻底改变了局面。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近2200万人配备了Minitel,可以进入这个新的远程信息服务空间。法律文献的可得性,不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买得起多贵的图书馆。它可以远程查阅。

在我看来,这种获取途径的民主化理所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想。后来与大型法律出版商的冲突,将从围绕法律非物质化的同一张力中产生。此处,我关心的是战争之前的思想建构。

要让一份集体劳动协议易于获取,我们首先必须理解普通人如何提出问题。法律工作者以法律范畴思考。公民以处境思考。

“我被解雇了。”

“我星期天上了班。”

“雇主想改变我的工作时间。”

“我有权休多少天假?”

在亲历的问题与法律文本之间,存在一次思想上的翻译。我们建造的正是它。我相信,这段经验深刻改变了我对数据的观念。只有需要信息的人能够用自己的词汇找到它,信息才是真正可获取的。

如果要求用户事先就懂专家的术语,你不过是移动了知识的门。你没有打开它。这个问题同样涉及公职制度。

在这里,国家同样产生自己的身份法规、职团、职级、制度、文本,以及随时间发生的变化。Nadège请我再次向Isis完整展示行政服务器的树状结构,其中显示着数百个数据库和子集:公职制度、法典、集体劳动协议、知识产权、公共采购、欧洲共同体出版物,以及许多其他文献体系。

今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深入各专业领域的程度。我们没有造一个贴着“政府”标签的大盒子。我们深入国家运作的各个专业。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语义、来源、时间特性和用户。我再次认出了我们的方法:建造机器之前,先深入这一职业。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行政服务器意味着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把所有文本拿来,粗略索引一遍,再出售一个搜索引擎,会快得多。那并不令我感兴趣。

搜索引擎返回你输入的词出现的位置。它不保证你问对了问题。叙词表则开始建构对这一领域的理解。同义词。上位词。下位词。相关概念。关系。用户可以从一扇门进入,随后发现,答案位于一间他原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房间里。

我由此回到信息与知识的区别。法国国家体系已经拥有信息。我们试图建造一种架构,把它转化为可用的知识。在访谈中,我多次说过:即使没有计算机,政府也本可以大大改进这种易用性。

本可以编制更好的索引、交叉参照表、对应表和指南。因此,我不想把技术变成魔法般的解决方案。问题早于机器存在。它是一个思想问题。

我们如何组织知识?

计算机技术只是让我们能够以新的规模和速度回答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能够使关系保持活性。当一篇文本改变,纸便老去。数据库可以更新。但这一能力立刻产生新的责任。

上个月生效的是哪个版本?

三年前签订的合同适用哪一条规则?

不能简单地用新文本替换旧文本,然后认为旧文本不再存在。我们再次遭遇数据的时间性。现在不能碾碎过去。欧洲司法服务器曾通过企业教给我们这一点。行政服务器则通过法律规范教给我们同样的事。

一条被废止的规则,今天已不再适用。但要理解在其有效期内发生的处境,它仍可能不可或缺。法律的历史是法律的一部分。这要求保存版本、生效日期、修正和交叉引用。我们开始建造的,不仅是文本数据库,也是规范的层积结构。

这一逻辑后来会在Artprice发挥决定性作用。一件1952年售出的艺术品,必须结合1952年可得的信息来理解,同时不丢失我们今天所知的内容。归属判断可以演变,而无需把早先的描述从历史中抹去。始终是同一份执著:保留层次。

行政服务器还让我们面对一个民主问题,在我看来,它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我们说,任何人不得以不知法为由免责。这种法律拟制,是法律运作所必需的。

但反过来,它也给社会施加了一项道德义务:如果我们要求公民知道规则,就必须在合理范围内尽一切可能,让规则对他们真正可得。否则,这个说法就几乎变得残酷。拥有法律图书馆、律师和经济资源的人懂法。一无所有的人,却同样被推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懂法。

这正是我们想减少的不对称。我当然没有声称要把每一个法国公民变成律师。那就像相信Artprice会把每个收藏家变成世界级专家一样荒唐。取得数据不能代替专业知识。它改变的是,与专家对话从什么水平开始。

两者很不一样。一个理解了自身集体劳动协议基本条款的员工,随后可以去找律师,提出准确的问题。他没有消除律师。他成为一个掌握更多信息的对话者。这一观念深具人文精神。

知识并不会夺走知道更多者的价值。它只是减少完全无知所产生的一部分依赖。这正是我们此前在司法拍卖中已经做过的。给买家更多信息,没有消除拍卖师,而是扩大了市场。

我在政府领域发现了同样的机制。信息越可理解,公民越能在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的情况下,进入法律关系。这不会摧毁制度。相反,它可以恢复信任。

难以理解的行政体系,自然会产生怀疑。当公民既不理解规则,也不理解通向某项决定的路径时,即使行政部门正确适用了法律,他们也可能把权力体验为专断。让规则可获取,显然不能解决一切不公。但至少能让人更容易区分规则本身,与规则可能遭到的误用。这已经意义重大。

因此,我今天使用“数据化的共和国”这个说法。它并不意味着,我们想把共和国化约为数字。恰恰相反。我们想让它的规范架构变得可见。数据是手段。可理解性是目标。而这项操作,逐渐迫使我们以不同方式看待法律本身。

当一部法典变得可检索,当一份集体劳动协议变成问答的架构,当一份行政出版物可以与其他文本连接时,某种东西改变了。法律不再只是一页接一页的文字。它成为关系的系统。而这一转变,立刻提出新的法律问题。

数据库属于谁?

一部法律显然是公共的。

但将它结构化所需要的数千小时呢?

当另一个参与者回到规范原文、制作自己的综合版本时,集体劳动协议能否作为编辑作品受到保护?

侵权从哪里开始?

出版商的正当保护到哪里结束?

如何保护建造数据库所需的巨大投入,同时又不允许某个人把其中的公共信息私有化?

我们恰好走到了这一边界。而等在边界之后的,是大型法律出版商。强大的集团。根基稳固。备受尊重。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深厚的专业网络。

其中一些向律师、会计师、法务部门和企业出售组织极为出色的法律文献,价格数千欧元。它们的市场有自己的逻辑。

但我们刚刚打开另一扇门:普通大众。它们可以选择与我们一起进入,在其中与我们竞争。有些则会选择攻击我们。这场冲突,将迫使我们提出一个远远超出Groupe Serveur的问题:

能否保护文献架构所创造的附加值,却不把公共知识变成私有财产?

在把共和国转化为数据之后,我们如今必须面对一个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为激进的行为所带来的全部后果:让法律非物质化。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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