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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们,日与夜

归零地:历史的强势回归


从作出决定的那一刻起,归零地就不再是一种思想。它成了一群劳动中的身体所组成的共同体。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对一件纪念碑式作品的记忆,几乎总会在最后抹去那些使它得以在物质上实现的人。

我们记住一位作者、一个标题、一个日期、几张照片,有时还有重量或尺寸;我们忘记那些搬运、扶持、切割、焊接、移动、支模、浇筑、等待材料凝结,以及在某个部件拒绝被安置于指定位置时重新开始的人。

然而,当我回想归零地,最先浮现的并非一个完成的形态。而是一片工地:同伴们,漫溢到夜晚的白日,四处的工具、金属、混凝土、机器。

这些动作必须协调,因为某些结构容不得丝毫差错。还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感受:有一段时间,整个demeure du chaos都随着我们正在建造之物的节奏呼吸。

我说“我们”,因为这项工程需要广泛的专长。设计与决定仍由我负责;它们的实施需要各种技能,我并不声称仅凭自己就拥有这些技能。

这里,“同伴”一词具有其最古老的含义。那是与你分享工作、时间、风险、技艺,有时也分享筋疲力尽的人。

我不想要这样一种关系:艺术家在受保护的距离之外发号施令,其他人则去制作一件在纸上设计好的雕塑。

那不是我的工作方式。

我和他们一起在工地上,面对同样的物理阻力,面对现实强加的同样的方案变更。

物质不承认任何身份地位。

一块钢铁,不会因为站在它面前的是作品的创作者,就变得更轻。一处焊接,不会因为伴随着某种观念意图,就变得正确。一个结构,不会凭艺术权威就站得住。

必须理解、计算、观察、尝试,有时拆开,再来。

正是这种在材料面前的平等,赋予工地以真实。

demeure du chaos本就建立在这样的文化之中:一件持续转变的作品,技术人员、同伴、亲友与家人能够围绕某个问题聚到一起,而这个问题很快就不再抽象。

归零地将把这一逻辑推得更远。

重物的巨大体量,以及驱动我们的内在迫切感,改变了工作的强度。这不是无序的匆忙。

相反,我们所从事之事的象征重量越大,动作就越必须精确。

我始终警惕那种将混乱视作美德的、浪漫化的混沌观。demeure du chaos表面上的无序,从来不意味着秩序的缺失。它来自一种符号学与空间的组织,来自一种构成,其线条可能复杂,却绝不听任偶然。

工地每天都提供着最具体的证明。要创造一种能令观看者感到坍塌、断裂与灾难的形式,反而必须极其严谨地建造。

被表现的废墟必须站得住。

感知到的失衡,必须通过一个实际稳定性受到掌控的结构来实现。

这一悖论几乎概括了整个demeure du chaos:要赋予混沌恰切的形式,需要大量的秩序。

同伴们的在场,也为这项工程带来了多重视角。我知道自己总体上在寻找什么,但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接触作品。一个人看见切割的问题,另一个人看见一块待移动的重物,还有人看见连接、返工、表面、入口。当我同时想着9·11、被摧毁的垂直性、洞穴、图像的历史与世界的地缘政治未来时,总有人必须回答一个直截了当得令人赞叹的问题:

我们怎么把这个装到这里?

这个问题让我着迷,因为它保护艺术,不让艺术陷入自身的语言膨胀。人可以给一个部件赋予任何想要的意义;可如果它站不住,它就会倒塌。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并不削弱思想。它净化思想。它提醒思想:到了某个确切的时刻,必须通过现实的检验。

这也是我始终喜欢与那些和材料有深厚联系的人一起工作的原因之一。手艺包含一种智性,而思想界往往低估它。

看着一位同伴走近一个难题,触摸一个部件,几乎立刻判断它可能的反应,凭经验知道哪个动作有效、哪个无用,就是在见证一种无须自称为思想的思想。

小时候,在Romagnieu,我学到了现实有这样一所学校:工具、动物、土地、机械,以及常识的学校。常识从不与智性为敌,而是提醒它应当履行的义务。

数十年后,归零地以不同的尺度,将我带回同一原则。直觉是必要的;它从未取代能力。作品就是这样,在总体视野与局部问题的不断交互中推进。一件纪念碑式雕塑,并不是简单地将一个小物件的尺寸成倍放大而得到的大雕塑。

超过一定尺度,问题本身的性质就变了。

重量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迫使人预先考虑。它规定先后次序。它设定自己的期限。在作品尚未完成时,它就改变周围的通行流线。它已经开始生产空间。

demeure du chaos正在发生的就是这件事:归零地尚未完成,却已改变了我们穿行此地的方式。

工地创造临时的区域,打开或关闭通道,迫使人绕开某些地带,将人和工具集中到某些位置,然后又突然改变工作的重心。

因此,在作用于未来的观看者之前,作品首先作用于创造它的人。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颠倒了通常的展览时间顺序。

在博物馆里,作品往往在别处完成,然后才为公众安装到位。而在这里,空间本身就是工作室、材料、环境,并且很快也成为接待观众的场所。生产与展出、工地与作品、建筑与雕塑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这种连续性,也解释了那些白天与黑夜的强度。

我们并非真正离开工作室,等第二天再回到一个中性的空间。我们生活在与自己正在改造之物的紧密接触中。即使某件工具停了,工地仍然在场。白天移过的一块重物,入夜后仍改变着景观。很晚才作出的一个决定,可能改变第二天一早要做的事。那里有一种难以切断的精神连续性。

当我谈到,在工作的某些阶段,三四个小时的睡眠可能就已足够时,我并不是要制造一种关于耗尽精力的神话。缺少睡眠不是审美价值,疲倦也不保证任何成果。它只是那个极度专注时期的一部分,那时,工作日与生活其余部分之间的界线,变得异乎寻常地薄。

一切都被吸纳其中:谈话、在工地间吃的饭、体力工作停下之后仍在讨论的决定。9·11的图像依然在场,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还在不断到来。

这种叠加构成了一段独特的经验:我们基于一个事件建造作品,而这个事件的历史仍在实时继续。归零地尚不属于过去。

阿富汗即将进入战争。

各国政府正在重新界定其安全学说。

报纸每天刊出新的信息。

人们分析责任,重构网络,而叙事已经开始分化。

而我们在Monts d’Or,守着钢铁、混凝土与机器,试图做的并不是抢先给出这些解释,而是在物质中保存一点这种根本的不稳定。

这种共时性解释了,为何工地无法被体验为一个简单的制造过程。每一天,一条新的信息都可能改变我们所做之事本身的意义。

对艺术家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通常,作品的时间跨度允许人从远处观察事件。而这里,距离并不存在。因此,我必须抵抗两种相反的诱惑:过快地固定一种解释,或等待太久,以至于最后只剩占主导地位的解释。

正是在这一间隙中,技艺变得真正重要。工地让你无法独自困守在自己的思维方式里。一个决定的后果,对每个人都可见。它必须被理解,才能付诸实施。它立刻就会遭遇现实的反对。

与工地的这种对抗,起着一种检验的作用。这不是审美投票;作者仍承担责任。但与他人的互动,迫使直觉以行动的形式变得可以理解。

“那里”“再高一点”“不是这样”“必须重新来”“得放到后面”“这块重物必须还能被感知”:工地的语言,突然将复杂的思想建构缩减为空间上的决定。

而我喜欢这种缩减,因为它揭示,一种思想之中究竟有什么能够真正成为形式。

Nadège参与了这场冒险,正如她从demeure du chaos诞生之初,以及更早之前我们一起工作时,就一直在场。若把这一时期描绘成一个男人沉浸在创作之中,而家人在外面旁观,那将是极其错误的。

demeure du chaos始终关乎家人。

它进入我们的生活,因为它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是我们正在形成的故事。Nadège知道我能同时产生假设、联系与决定。她也知道,这样一种广阔的构想,唯有在有人维系连续性、理顺先后次序、保持人与必要之事之间的联系时,才能成为现实。

这种互补,贯穿了此前我们共同承担的一切,也自然体现在工地上。

在这里,我同样不想事后虚构完美的对话,或依照一种过于便利的戏剧结构分配角色。现实更加有机。

我们就在其中。必须行动、推进、解决。

而Sydney就在这一切之中长大。他的在场,为工地引入了一个维度,当时我大概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意义。对成年人来说,归零地唤起的是一场立刻就能辨认的历史灾难。对少年而言,感知首先通过事物本身到来:重物、声响、劳动中的人、混凝土、正在浮现的形态、成年人的疲倦,以及家园每日惊人的变化。

他看见父亲、母亲与同伴们投身于这一建造。

历史就这样进入他的生活,不仅通过电视,也通过实体之物。这一点值得单独成章,因为它关乎代际传承,也关乎一件作品如何成为亲历其间者的童年风景。但即使在那时,在同伴们之中,他的在场就已使一件事不被允许:把归零地变成一座抽象的死亡圣殿。

工地上的生活仍在继续。

它就在那些劳动的身体之中,在家庭纽带之中,在传下来的动作之中,在早晨到来的人身上,在工作到晚上的人身上。被表现的灾难与具体的生命如此共存,今天看来,对我而言至关重要。一件关于死亡的作品,如果忘记生者,就错失了它的要义。是生者承载记忆。是他们建造、观看、传递。也是他们,将在某一天接受作品的托付。

因此,我始终拒绝将demeure du chaos化约为一种灾难美学,并在表面上将其理解为对毁灭的迷恋。灾难美学有严谨的理论与艺术谱系,保罗·维利里奥的研究尤其如此,但它并不意味着热爱灾难。它追问的是,灾难揭示了一个系统的什么:它的速度、它的技术、它的脆弱性。

归零地完全属于这一追问。

建造一种坍塌的建筑,也意味着审视我们的文明向高塔投入了什么:权力、技术、金融、垂直的速度、可见性。当高塔倒下,受到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建筑形态,也是一个想象的建构。但在工地上,这一思考从未与那些更加直接的问题分离。

必须搬动。

焊接。

浇筑。

加固。

测量。

检查。

这种在文明与螺栓之间、历史与焊接之间、鲍德里亚与一块必须吊起的重物之间不断往返的状态,恰好符合我的思维方式。

我不相信互不相通的学科。

我可以从一个哲学概念转向一个机械问题,而不感到断裂,因为对我而言,它们是同一现实的两个尺度。危险只在于把一者误认作另一者。哲学不能取代同伴的技艺。技术不能取代对意义的追问。

归零地恰恰应当存在于它们的交点。

也正是在这些建造的夜晚,我重新发现了一种时间形式,我曾在人生其他时期遇到过它:那些时刻,一个项目达到如此高的密度,仿佛拥有自己的新陈代谢。

我们不再真正问自己是否应当继续。

我们继续,因为整个事情已经进入一个阶段,每一个动作都召唤下一个。

如果不加控制,这种动力会很危险。加速可能导致错误的决定。因此,必须学会在高强度之中保持一份冷静。

再看一遍。

不要仅仅因为一个方案耗费了许多心力,就爱上它。

懂得撤销重来。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一整天的劳动,并不赋予你保留一个有缺陷形式的权利。必须能够看着自己刚刚做出的东西,说:不。我们重新来。

这一要求在工地上很难,因为一个位置放错的部件背后,是好几个人的时间与疲倦。但真正尊重工匠们的工作,恰恰意味着,不为了避免重做,就迫使他们实施一个我们明知错误的方案。

严谨也是一种尊重。

渐渐地,有什么东西浮现了。还不是参观者后来将认识的完整图像,而是一种地形。空间的密度在改变。当身体靠近时,某些重物已经给予它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我所寻找的。

我不希望仅凭一张照片,就能理解归零地。

照片应当能够展示作品,却永远无法容纳作品。

人必须站在它面前。

感受它的尺度。

明白这块重物确实存在。

观看必须成为身体性的。

这就是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新闻图像,与我们正在建造的雕塑之间,一项根本的区别。

9·11的图像从远处抵达我们。

归零地应当以另一种方式取消这种距离:不是重现灾难——那既亵渎,也不可能——而是迫使参观者以身体在一座建筑中移动,那座建筑不再允许他置身事外。

他必须进入、绕行、抬高或放低目光,感到某些重物就在自己上方或周围。

这种关于进入的想法,将逐渐引向洞穴。但我们还没有到那里。

在象征之前,始终先有工地。在洞穴成为高塔的对立面之前,必须有人建造出这种对立的物质条件。因此,今天当我看着归零地,我所看见的从来不只是雕塑。

我仍能在那里看见我的同伴们。

某些动作已消失在其他材料层之下。某些操作在最终形态中已不再可辨。但它们在那里。

一件纪念碑式作品,也由它所包含的一切组成。那些小时在其中。疲倦在其中。被放弃的决定在其中。那些名字没有出现在标签上的人的技艺,在其中。

Nadège在这段故事之中。

Sydney在这段故事之中。

家人在其中。

同伴们在其中。

正因此,对我而言,demeure du chaos是在最具体的意义上的总体艺术作品:并非因为它傲慢地想包容一切,而是因为它将生命、知识、工具、历史事件、解释的冲突、日常家务的动作与工业重物,吸纳进同一连续体。

归零地是这一点最彻底的证明之一。

9·11始于屏幕前,始于全世界的震惊。

数周、继而数月之后,它在这里成了工地的噪声、加工中金属的热量、身体的疲倦,以及围绕一件作品聚集的临时共同体,而那件作品的未来,我们谁都还无法准确衡量。

在这个由成年人、机器、钢铁与混凝土构成的世界中央,有Sydney。

他并非从外面观看历史。他实实在在地在历史之中长大。现在,叙事必须转向他。

人类思想与对话:thierry | 写作:100%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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